本报记者 董丽
北京市朝阳区东洲家园小区居民李女士熟练地走到一台黄色的智能回收柜前，微信扫码后，柜门“嘀”一声打开。她将打包好的旧衣物和塑料瓶投入相应的投递口，屏幕立刻显示“重量3.5公斤，奖励金额3.15元”，她的手机同步收到了这笔钱款的到账通知。
这已是她本月第五次投递。“以前这些要不扔了，要不攒着占地方，现在分类投递还能换钱，方便又环保。”她笑着说。
这只是中国循环经济浪潮中一个微小的切面。从街头巷尾的智能回收箱，到遍布全国的“城市矿山”示范基地，从AI驱动的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到百亿级的绿色转型金融——一场以“资源循环”替代“资源开采”的深刻变革，正在政策、市场与技术的三重驱动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全国。
政策护航5万亿产业崛起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和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抓手。”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进一步阐释了循环经济双重战略意义的核心逻辑，“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传统粗放模式的深刻变革，是以最高的资源利用效率赢得最小的生态环境损害。”
这一观点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教授黄波涛的研判不谋而合。“循环经济已从环保理念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是统筹‘双碳’目标与资源安全的关键抓手。”他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表明，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解决约55%的碳排放问题，剩下45%源自产品从设计、生产、消费到回收的必要流程。“循环经济恰恰能在这些过程中全流程推动能源、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是实现深度减排的必由之路。”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测算，“十四五”以来，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碳减排的综合贡献率持续提升，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30%左右，比“十三五”末提升5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5%左右，到碳中和阶段将达到50%左右。“这意味着，循环经济不仅是绿色转型的支柱，更在碳中和的‘下半场’扮演决定性角色。”朱黎阳说。
在资源安全层面，循环经济的价值同样凸显。“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循环经济相当于发掘‘第二矿山’，能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黄波涛说。“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综合利用大宗固废约156亿吨，综合利用率达59.2%，累计回收利用主要品类再生资源约15亿吨。
政策体系的演变，清晰地反映了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朱黎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循环经济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相关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前的‘软约束’逐渐转向‘硬规则’。”他总结了三大关键变化：一是强化法律约束，如修订后的《固废法》和正在研究修订的《循环经济促进法》，都明确强化了责任追溯机制；二是量化指标要求，《“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类大宗固废、再生资源的回收量、利用率等硬性目标；三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在一些领域实现全覆盖，如在汽车、电池等行业已实现强制回收。
“企业和投资者可重点关注碳交易、再生材料使用等制度，以及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激励工具。”朱黎阳特别提醒，尤其要关注欧盟《新电池法规》等国际绿色壁垒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例如，该法规要求2027年起出口到欧洲的动力电池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料。这既是挑战，也倒逼我们加强再生材料使用，提升产品绿色竞争力。”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循环经济的拉动效应实实在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已从“十四五”初的3万亿元扩大到4.5万亿元左右，预计今年年底将达5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已成为GDP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数据表明，循环经济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物耗和能耗，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升级。”黄波涛说。
在就业方面，循环经济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容纳力。目前，我国从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经营主体约25万家，从业人员超过3500万人。“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领域，回收、分拣、再制造等环节创造了大量岗位。”朱黎阳说，“欧盟预测，到2030年循环经济将为欧盟国家净增约70万个就业岗位。以我国的经济体量，潜力更为可观。”
黄波涛判断，未来几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再制造产业、废旧电池与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以及共享平台与二手交易，将成为最重要的增长极。
科技助力共拓绿色蓝海
在上海一座占地超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运营中心内，一条名为“Matrix”的自动化质检流水线正高效运转。这里没有传统工厂的喧嚣，只有机械臂精准移动和传送带运行发出的低吟。每天超过十万台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手手机在这里经历一场由AI主导的、极为细致的“全身体检”。
“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回收问题，更是信任问题。”万物新生（爱回收）集团执行总裁王永良道出企业成立的初心，“用户回收手机面临不方便找到买家、价格不透明、担心隐私安全三大难题，总结起来，关键就是用户体验和信任问题。”
为此，该企业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回收网络，并提供七天无理由退货、一年保修等售后保障。在隐私安全方面，其自主研发的“爱清除”数据清除系统已通过ADISA国际认证。这套C2B2C（个人对企业再对个人）模式在2024年实现了全平台3530万单的二手商品交易量，并环保处置了13.7万台废旧电子设备。
基于在3C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万物新生（爱回收）集团孵化出面向更广泛城市再生资源的“爱回收·爱分类”业务，打造“点—站—场”三级回收闭环体系。在社区站点，居民通过智能回收设备有偿投递可回收物；中转站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高效清运和暂存；末端的集散场，基于AI和光电融合的“智能分选系统”大显身手，不仅能分拣出塑料瓶、易拉罐等大类，而且还能识别具体品牌，准确率超98%，最终将回收物精分为80个以上品类，可直接对接下游再生企业。
“这一模式通过在末端将可回收物从生活垃圾里分离出来，实现50%以上的垃圾减量，让这些再生资源免于被焚烧填埋，真正实现物尽其用。”王永良介绍，2024年，爱回收·爱分类业务回收量达67.9万吨，同比提升67%，相当于减少碳排放量120.8万吨。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李琳教授对此评价道：“在实现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大数据并非一个‘孤立的决定性’因素，但可能是推动这场变革的‘核心赋能者’。”她解释道，大数据可以实时追踪产品和物料的全生命周期，预测废弃物产生量、时间和地点，并能规划最优回收路线，显著提升回收效率，降低碳排放。
这一点在爱回收的实践中得到完美印证。其“智能价格引擎”依托千万量级交易数据，建立高准确率、实时性强的定价系统；其“智能供应链算法”则基于千万级维修工单数据库，动态生成最优维修翻新策略，挖掘设备的“第二生命周期价值”。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让资源流动变得可见、可控、可优化。
爱回收的实践，是中国循环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越来越广阔、多元且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正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邦普循环建成世界首套全自动拆解装备，实现镍钴锰回收率99%以上；在再生材料领域，每年约有70%的纸、26%的钢铁、26%的有色金属来自再生原料；在再制造领域，超过3000家企业正唤醒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第二次生命”。这片广阔的蓝海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在各自细分赛道里，将废弃的“垃圾”重新定义为宝贵的“城市矿山”，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共同推动着我国经济向绿色、循环、可持续的方向坚实转型。
财金双轮驱动构建协同作战体系
在政策端，一套体系化的财政支持网络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刘倩将其概括为“补贴引导、税收调节、采购支持”三位一体的协同作战体系。
“直接的财政补贴是重要的引导力量。”刘倩指出，其核心抓手是2025年全面铺开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这一政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将补贴申领与旧品的合规回收相挂钩。这不仅刺激了绿色消费，更重要的是确保了废旧产品能进入正规的循环利用渠道，为整个产业链提供了高质量的‘源头活水’。”
“结构性的税收优惠则是支持企业发展的核心支柱。”她特别强调了2025年大力推广并优化的“反向开票”政策的里程碑意义。“长期以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因无法从个人销售者处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导致税负过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新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回收企业自行开具发票用于抵扣，这犹如打通了‘任督二脉’，从根本上解决了行业的税务合规难题。”
“创造市场需求的政府绿色采购则扮演了‘临门一脚’的角色。”刘倩认为，2025年修订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不仅扩大了绿色产品范围，更对再生纸、再制造墨盒等产品设定了强制采购的最低比例。“这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支持，更是强有力的市场背书和示范。”她说。
国家层面的专项资金在2025年更加聚焦于“卡脖子”技术攻关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等具有公共属性的重大项目；超长期特别国债明确投向“无废城市”所需的现代化智能分拣中心、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等环境基础设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如“固废资源化”“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则为前沿技术研发提供资金。
然而，获得这些资金的“入场券”门槛日趋严格。刘倩解释道：“以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为例，其评审早已不是简单地看资源利用量，而是进行多维度评估——技术是否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经济上是否具备规模化推广潜力，环境效益是否可量化且必须清晰证明碳减排量、水耗节约量等，企业必须提交一份兼具技术、经济和环境三重可行性的综合解决方案。”
除了财政直接投入，金融创新也为循环经济注入“活水”。黄波涛介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基金和转型金融产品等这些金融创新的共同点，是将环境风险内化为金融风险进行管理。“例如，转型债券专门支持高碳行业绿色升级，风控重点在于评估企业转型计划的可行性，并将贷款利率与减排绩效挂钩。ESG投资基金则会将企业环境表现纳入投资决策，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即使财务状况再好也可能剔除。”他说。
刘倩举例说，正是看重中国宝武钢铁集团的低碳冶金项目能提升吨钢碳减排量和废钢利用率，多家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百亿级的“转型金融”贷款，专项用于建设以废钢为原料的电炉。
从一台旧手机在AI质检线上的精准“体检”，到一位社区居民在智能回收柜前的日常投递，再到一项关乎国家碳减排与资源安全的顶层战略——循环经济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环保概念，而是深深嵌入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系统性革命。循环经济不仅是绿色转型的支柱，更是未来中国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这场关于循环的“实验”没有终点，只有在资源永续的追求中不断向前的旅程。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