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系列稳外贸政策举措助力广大外贸主体迎难而上、创新发展，推动外贸“质升量稳”，为巩固经济运行回升向好注入信心和动能。
从外贸新动能来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世界并未与中国脱钩。一方面，在中间品贸易方面，亚洲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中间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已接近四成，并且更多贸易发生在亚洲内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助推区域内价值链逐步形成和融合；整体来看，全球各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投入依赖不断下降，对中国的投入依赖有所上升；我国中间品贸易总额不断增长，成为全球第一大中间品贸易国；我国中间品出口目的国趋向于分散化和多元化，美西方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做法并未削弱其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另一方面，在数字贸易方面，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稳中有增，规模创历史新高，数字交付贸易成效显著，数字订购贸易增长强劲。
此外，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并未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从来华投资角度看，部分时期来华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回暖向好；来华投资占全球比重开始恢复上涨，并未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须警惕美日韩等地区的投资缩减现象；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的行业呈现更为突出的外资下降特征。
我国并未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鲜明的比较优势，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优势、完备的产业供给体系优势以及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优势等。下一步，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转移挑战，亟待摒弃“一刀切”粗暴批判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系统和客观的评判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美西方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壁垒有增无减，“传统壁垒+新型壁垒”的组合拳不断显现，愈发成为美西方打压中国企业的重要工具。要关注美西方为打压中国企业采取的非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比如，价值观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性贸易壁垒，以及以“支持军方项目”“侵犯人权”等为由，“泛政治化”出口管制措施的使用边际；将所谓的“数据隐私”作为一项新型非关税壁垒，扩大对华企业的制裁范围等。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风险上升。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培育外贸新动能，要关注全球财税政策新趋势，财税政策应聚焦促进新业态发展，推动外贸质升量稳；针对产业转移，需要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针对中间品贸易和区域价值链协同，需要加强税收协调机制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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