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阐释学发展经历了由认识论、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并沿着本体论哲学转向实践智慧。它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外在理解转向自我理解，消除了理解行为与理解者的主客观的对立，扭转了西方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对人文学科的真理性和认识价值作出了极为深刻的阐释。在此过程中，艺术阐释学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构成了现代阐释学十分宝贵的理论传统。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科技与人文旷日持久的冲突，艺术越来越被视为返回存在本源的经验和实践，艺术阐释学则成为确证艺术的真理性的阐释方法和实践智慧。
中国美学对艺术的阐释，有三本非常重要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朱光潜的《诗论》。后来很多用中国美学的方法研究书法、绘画和其他艺术的成果基本不脱离这三位学者所开创的中国艺术的阐释观念和方法。可以说，这是具有中国色彩的艺术阐释学的原初范本。
对于审美的存在论意义，中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教授张世英希望“以诗意的哲学代替抽象的哲学”，通过“万有相通”的哲学观构建超越二元对立的审美存在论，为艺术阐释提供了存在论根基。北京大学教授叶朗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从“美在意象”这一核心命题出发，构建了以意象为本体的美学体系，为审美论阐释提供了分析的范畴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论”，指出了历史经验、审美原境与意义生成的辩证关系，以“文本确定性—阐释开放性”的动态模型，与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形成对话，为艺术阐释确立了“历史性在场”的方法论原则。以上三位学者的理论建构，分别从存在论、本体论与系统论三个维度，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阐释学理论的发展。他们的思想既保持着与西方现象学、阐释学的深度对话，又植根于中国美学的传统，为构建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AI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为人文学科的意义贡献中国智慧。近十年，笔者依托于北京大学的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传统，致力于中国美学“意象理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意象三书”（《意象生成》《呈现与阐释》《意象之美》），并致力于“意象阐释学”的研究与实践，为的是探索基于中国美学理论的艺术阐释学。
意象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关键在于把握三个方面的突破和创新：一、意象阐释学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二、意象阐释学希望重构理解的诗学；三、如何突破现代阐释学的五重困境。
意象阐释学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
历史经验、审美原境和意义生成是意象阐释学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
意象阐释学依托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借鉴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的理论和方法，发掘中国美学的经典范畴“意象”对于艺术阐释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基于中国美学“意象生成”的理论，力求探索出一种具有普遍阐释力的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文本阐释方法。
这一文本阐释方法追溯历史经验、重返审美原境和敞开意义生成，立足于存在论、方法论和审美论的统一，并且在三个维度上体现超越主客二分的实践智慧。其一，美感不是认识，美需要体验和亲证。其二，艺术阐释的对象不能与阐释者割裂开来，不能把此在从其在世存在中排除出去。其三，艺术阐释学既反对割裂历史的独断论阐释，反对消解创作原境的过度阐释，也反对无视传统的虚无主义阐释。
意象阐释学希望重构理解的诗学
这一理论的目标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意象阐释学重构理解的诗学。意象阐释学是基于中国美学“意象生成”的艺术阐释学，它力求诗思合一以揭示艺术的美和意义，以及理解这种美和意义的历史性、真理性特征。其二，贯通美学、阐释学和艺术创造三者的关系。意象阐释学力求从理论和方法上提升和完善对人类历史中的一切艺术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理解方式。美国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许多经典的艺术性尚未得到真正的体验和阐释。最近十年，我们以意象阐释学的方法阐释了包括《红楼梦》、“莎剧”、“契诃夫戏剧”、“敦煌艺术”在内的戏剧、电影、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可以克服已有阐释方法的局限性，并贡献中国美学的智慧。其三，以意象生成建立开放的真理观。从美学角度照亮和确证艺术的意义，既可以进入艺术创造的深层，也可以阐释真理与艺术之间转化的过程，窥见意象生成的奥秘，敞开意义生成的过程。因此，意象阐释学是在历史性对话中不断更新的意义实践。通过这一理论实践，力求赓续中国艺术悠久深厚的阐释传统，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理论工具的原创性。
如何突破现代阐释学的五重困境
意象阐释学希望突破阐释的困境，力求解决现代阐释学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克服“方法论阐释学”和“存在论阐释学”之间的矛盾，实现存在论、方法论和审美论的统一。方法论阐释学强调阐释的方法和技术，存在论阐释学是对文本意义的发现和朗照。然而，因为存在论阐释学并不提供方法，故而面临阐释的随意性，并遭致缺乏具体判断标准的诟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德荣认为，“脱离方法论的‘意义生成’易沦为独断，脱离存在论的‘原意追求’易陷于僵化”，二者需结合以实现完整诠释。意象阐释学力求二者的综合，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构建一种兼具实践智慧与批判反思的动态解释体系。
二是避免阐释的独断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阐释的独断主义形成于解释标准的固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强制阐释”的滥用以及“阐释暴力”的发生。而否认任何阐释所能抵达的意义，则会陷入阐释的虚无主义泥潭。二者产生的根源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脱离艺术创造的原境，脱离意象生成的历史性构成，忽视阐释对象的意象生成、历史语境、意义空间和文化原境，必然会造成执于两端的困境。意象阐释学力求回到意象生成，回到“美的发生现场”，进入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艺术原境”。它既是哲学的、美学的阐释，但是又不脱离艺术原境和美的发生。
三是如何从“单因阐释”转向“系统阐释”，继而统一作者阐释、文本阐释和读者阐释的分裂。南京大学教授周宪《系统阐释中的意义格式塔》一文的思考，对意象阐释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周宪提出“将三者（作者—文本—读者）视为共同结构和完整动态过程”。问题是，三者结合的系统阐释方法在实际阐释中如何实现？意象阐释学正是想回答这一难题。阐释既然可以建构意义体系，也可以消解意义体系。因此，我们要警惕荒谬的、僵化的、意义稀薄的阐释，为此便需要突破僵化的理解和阐释方法，重视源于存在意义上的感性体验，将阐释的三种主要方式，即实证性阐释、创造性阐释、想象性阐释结合起来，将那些被遮蔽的事实和真理性构成揭示出来，在哲学上实现一元论向多元论的转型。经典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意义集合，经典文本意义的阐释是无限的过程，经典的理解是永远的现在时。
四是打破理性和感性的隔阂。对艺术的理解，不能止于知识，要用意象之眼，心通妙悟。意象的生成需要恢复“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意象的阐释也需要恢复“心”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这并非唯心主义，而是基于哲学的“无底论”，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超越性意识。意象之于艺术，是情和思的一致。意象生成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它既渗透着情，又包含着思，是情与思的高度融合，是主客合一的体悟世界的智慧与方法。意象阐释学的基础是美的体验和亲证。阐释者具备考古学家般的严谨，又要求其保持诗人般的灵性。没有体验和亲证的美学会流于知识而止于智慧。
五是意义是在整体中绽现的，要以“整体的阐释”代替“碎片的阐释”。解剖式的认知模式，本质上是用理性手术刀对有机生命体进行肢解。许多分析的理论只见树不见林，将研究对象锁定在自己所需要的狭窄视野里，或将艺术作为理论分析的“玩物”。这种“碎片化”分析虽能获得局部的认知，却如同想通过化学检验报告来理解玫瑰的芬芳，报告的文字和数据不等于真正领略了玫瑰的芬芳。艺术创造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审美意象生成的问题。中国美学讲“浑然”“气韵生动”，也是对意象世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追求。艺术的真理性就体现在其完整性，而阐释的难度也在于突破“碎片化”的体会和分析，从而领悟和把握“艺术真理的完整性”。意象阐释学是要通过体验想象、重返原境、拓展想象并超越在场，把抽象的美学思维、冰冷的分析变为诗意的意象阐释，从而实现对于意义和真理的整体性敞开和确证。
意象理论的当代发展要延续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就是关注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就是围绕人的超越和自由，以及如何实现超越和自由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建构“意象阐释学”的意义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发掘、萃取并弘扬中国美学中最富有智慧光芒、真理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内涵，为当代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建构注入新的活力，为全球化时代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理论贡献新的智慧和方法，由此培植和孕育新的思想并涵养现代人的心灵和人格，助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象。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项目号：23ZD07）阶段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