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嘉措大师经常说: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应该是普济众生,使众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人。1936年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邀请离开西藏前往内地,开始云游内地弘法利生之路,与太虚、圆瑛等大师共同弘扬“人间佛教”,为促进汉藏佛教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走出零落凋敝,迎来新的起点。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副会长,旋即接任代理会长、会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带头人,与赵朴初先生、十世班禅大师一起为中国佛教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以解放后的亲身体会和去南北各地视察的观感,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文章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要求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做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佛教的教徒。

喜饶嘉措大师不是单纯枯坐佛堂皓首穷经的僧人,他在西藏时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深感忧虑,力主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到内地以后,积极支持抗战,反对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大师坚决留在大陆。解放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虔信宗教的上层人士,比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经常针对信教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在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或错误,他敢于提意见。他曾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与藏传佛教界人士一起面临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建立藏传佛教管理长效机制,还是对藏传佛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目的都是将信教群众的力量集中到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上来。在此之际,重温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的光辉事迹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阐发弘扬大乘佛教菩萨行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愿行合一、爱国爱教的优秀传统是我们要长期努力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