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易重廉中师毕业，论资历，只能作小学老师。领导关怀，要他去武冈二中（省重点中学）初中部教语文。可一堂课下来，不必行家挑刺，仅仅坐在下边听课的学生就往往可以“挑”出几个十分可笑的错误来。比如说：《水浒传》上有个“解珍解宝打虎”的故事，“解”作姓，应念“xiè”，他念作“解放军”的“解”。学生看了注解，知道老师错了，笑得前俯后仰，一片哄乱。又比如说：一个“木”字，竖下无勾，他总是习惯性地加个勾。一个“束”字，中间的“口”要封紧，他总顺手丢下下边一横。学生多次纠正，他也改不过来，真是太出丑了。
2010年，武冈市出版图册《武冈新韵》，收了我先生一篇文章，里面就写了这些丑事。我先生希望好心人常常提醒他：出丑不要紧，改了就不丑。
好心人的确到处有。在武冈二中，曾仲珊、向森焱二位老师就是我先生经常提起的好心人。曾老师要我先生勤查字典、词典，向老师还长期指导我先生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等基本知识。几年之后，我先生进步很大，上课时常识性的错误很难出现了。相反，听别人的课，他也能间或提出点比较中肯的意见来，讲得别人也面红耳赤。不过，年轻人嘛，指手划脚，不可一世的样子，最容易使人看不惯，慢慢地，在群众中，我先生便出现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一些同事抓住他“自学”太拚命，有时还在房门口贴上“闲谈请勿过十分钟”的小纸条什么的。老师们便认定我先生走的是典型的“白专道路”，不发动大家批判是挽救不了的。于是，今天批，明天批，大会批，小会批，批得我先生痛苦万分。
对于自学，我先生的确抓得很紧，但目的只是因为读书太少，胜任不了教学，担心被淘汰出局，丢人现眼而已，哪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呢？他气不过，于是就闹调动。早两年，我因眼疾回了老家隆回。两年后，我先生也“闹”到隆回来了，安排在隆回一中。我先生可能天生的口齿清晰，加上向老师又指导他自学了几本基础书籍，一中领导听他上课，推想他可能是块教书的料，根据需要，竟中途要他去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武冈二中知道他的底细，一直不敢安排他教高三。隆回一中胆子大，几堂课就把他推上去了。他倒也谦虚，反复推辞，推辞到领导几乎生气，才勉为其难地上了“架”。
高考结束，文科学生陈子谦被武汉大学录取，后来成了研究钱钟书的名家，给我先生争了很大的光。第二届毕业生里有周玉清、陈戍国，一个从政，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一个研究学术，著作等身，也使我先生觉得光荣。
幸运把光荣带给了我先生，但是，一中文科据说已较长时间甚为沉寂了。名声鹊起，难免冷言随之。这么一句“冷言”最流行：“易重廉肚子没货，凭的只是一张嘴巴，嘴巴功夫长不了的！”这句话也真点到了我先生的痛处，他反问自己：“你有真功夫吗？露两手给人家看看。”那时候，他已经整理了两篇论文：一曰《离骚释义》，一曰《天问释义》，近五万字，但水平如何，毫无把握，故锁在箱底，不敢出以示人。
折腾了好几年，后来隆回最北面的一所新升格的六中要他去“教书”。六中这地方，和一中比较，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四人帮”横行时，我先生天天演戏，演到隆回第一，邵阳市有名；“四人帮”垮台了，我先生又拼命教书，学生高考成绩年年名列前茅，甚至侥幸夺魁。当时的县教研室主任、著名语文老师李卓群撰文印发全县，号召语文老师向我先生学习。
我先生在隆回六中给《求索》寄去了学术论文《天问释义》，获得公开发表。一文开路，篇篇跟上，我先生的名声很快传开。
拟任邵阳师专副校长的钟葵生先生与我先生在省里开会，他表示，一定要引荐我先生去师专。后来，他受命为邵阳师范副校长，我先生就顺风顺水地来了师范。师范偏重文科，原以为到了师范，我先生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谁知道尚未到任，一老领导却这样说：“我们要的是好老师，不是什么《楚辞》专家。”
在隆回一中，我先生课上得好，效果也不错，但其时却无学术成果发表。有人便说：“肚子无货，光靠嘴巴，夸得几天啰？”在邵阳师范，我先生的学术成果频频在省以上著名学刊上发出，有人又说：“谁都这么发文章，教学工作还有人搞吗？”左也不讨好，右也好不来。我先生真正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事难做，难做事，做事难的“冤大头”了。在我先生看来，“学术”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白话文，但文中有“田田的莲叶”一句，有位老师问我先生：“田田是什么意思？”他说：“田田就是陈陈。陈陈就是陈陈相因，即莲叶一层一层叠起来，很茂盛的样子。”他又问：“为什么田田就是陈陈呢？”他又说：“田田，舌尖音，陈陈，舌面音，古无舌面音，舌面读舌尖。这是古音韵学上的一个常识，记住就是了。”“田田”一词，书上可能有注解，但不一定像我先生这样搬出古音韵学来。一个老师，你懂得比学生多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认真地说，教学中随处都可以碰上学术问题。
前几天，有个女学生对我先生说：她已评上副教授了，“回想起来，在师范听过的课，只有易老师分析《药》的那堂课印象最深”。我先生问她：“我是怎么分析的？”她说：“华小栓、夏瑜两个人物的姓代表中国，寓意他们是一家人。人血馒头就是坟墓，比喻药效全无，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我先生说：“你记得这么清楚，很不错。”她说：“还有呢，鲁四老爷姓鲁，是影射周公的。四是从二变来的，孔子排行第二，叫孔老二，等而下之，他就叫鲁四老爷，想起来很有意思。”这些分析，我先生写了文章，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11期），颇有影响。
我先生这些解释，都很有根据，但又全是在一般参考书上找不到的。一味抄教参，还要老师干什么？这里的“学术”成果，实际就是“教学”内容。
改革开放40年了，我先生已经86岁高龄。回首走过的路，再把学生今天评说我先生的一些言论与文字找来看看，真是感慨万千呀！
四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子谦来湘参加学术会议，散会后，专程来邵看望我先生。师范接待他，他当面对学校领导说：“易老师生不逢地，不然，当个博导是够资格的。”出言多有夸大，但对我先生，却充分地流露了他那发自内心的同情与遗憾。
还有一个曾树新，毕业于隆回一中，上电大后做了我先生的学生。2017年教师节，他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我的老师易重廉》，开笔写道：“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想起我们电大文科班的辅导老师易重廉……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先生近况如何，只好在心里向先生致敬问安。在许许多多的名师中，我最敬仰的是易先生。”朴朴实实的话，清清淡淡的情，谁看了也会知道这决不是那种与人虚与应酬的客套。
金沙《梦发芽的地方》收在《隆回六中百年》一书里，文章写道：“孔子弟子三千，易老师可能三万吧。凡是做过他学生的人，谁不说他最好？我不是他最好的学生，但他是我最好的老师，我一生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