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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肃反办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去做调查工作,对肃清对象的档案一个个进行审查,每个人的档案上都会写上他所存在的问题。我在肃反办做了3年多的审查工作(1955年到1958年),我们做完审查工作后就对肃清对象进行处理。当时在肃反办公室的时候也很辛苦,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不怎么会写材料,但是我们一直都是两人一个工作小组进行档案调查,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松懈。

1956年,我被调到县公安局大研派出所,但直到1958年肃反工作做完、肃反办公室撤销后才到大研镇派出所当民警。在那个年代,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像我们这样贫农家庭出生的人,在单位里也会被领导重用。

1952年,我丈夫还在基层土改工作队。年底,土改工作结束后,我丈夫调到了公安处。那时,有很多丽江年青人在维西县当干部,但由于当时丽江专区的主要领导都是山西人,他们在不了解当时丽江专区的情况下,把在维西工作的丽江年轻人定为“青年反共党”,全部戴上脚镣关了起来。当时,和运琪是维西县县长,也都被戴上脚镣关了起来。此时,我丈夫被调整到维西县做甄别定案工作,去审查这些工作人员是否真的有错误。做完甄别定案后,工作组的4个人都留在了维西,因为那时维西识字的干部少。1953年,我丈夫正式在维西上班,被调到维西公安局当政治协理员,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直到1961年才回到丽江。我和我丈夫是1958年结婚的,当时我还在肃反办公室。我向单位申请结婚时,单位领导就派我到维西调查材料,同时让我把婚给结了。当时我丈夫在维西公安局主持工作,而我要到维西叶枝去查材料,路途太远又不通车,再加上我又不熟悉,丈夫请他的同事帮我去查材料,而我在那里待了3天把婚礼举行了。那时举行结婚典礼也很简单,我们请来的客人也只有20人左右。买了些糖果发给他们就完了,我们结婚一共才花了70元钱。他们工作也很忙,一边开始结婚典礼还一边在接电话呢。结婚两天后,我就回到了丽江。

1958年我怀孕3个月左右时,我去鹤庆黄坪农场调查材料 ,从丽江一直走到黄坪,查完材料后又连夜赶回来。可汇报完材料后领导说还不完整让我们又重新去查,我们又从丽江走到黄坪,走到三义时我肚子很疼,我就跑去上厕所,突然感到有个核桃大小的东西掉了,当时我不知道流产了,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呢,可回来后一直流血,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流产了。

1958年撤销肃反办公室后,我就回到大研派出所去当民警。当时大研派出所只有5个工作人员,我刚调到派出所时,只有我一个女民警。当时大研派出所管辖的范围有4个街道,分别是七一街、五一街、新义街、新华街。在大研派出所,白天我们要在单位做落实户口工作,晚上则要出去到街道上工作,而有一个则必须守在单位里,其他4个则一人到一个街道处理各种事情,如登记这个街道有多少地主、有多少反革命、还有摸底排队,并做监督盘查期间的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我主要负责七一街,但有时单位事特别多的时候,晚上做完街道上的事后还得回单位处理工作。像以前白沙的杨开凤(当时的一个逃犯)在山上,一到晚上就来城里偷东西,所以我们还得守在每个街道上。到1958年底,大研派出所又调进来了李海祥和杨宗满两个女民警,单位里的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8人。在五七、五八年,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一但被民兵治安发现就会抓到派出所来,如偷了几包包谷也被治安抓起来了。他们抓起来后,我们也不能随意放走,还得当作一件大事让他们呆在派出所进行一一排查。有一次,治安队抓起来一个妇女,说是偷了别人家的包谷,当时我怀着孕快生我儿子了,派出所的人就让我呆在单位守着,不用出警。以前的大研派出所在现在水车旁去新华街的路口处,派出所有一个地窑,地窑上面是铺子,他们把这妇女关在地窑里让我看守。我就坐在旁边一直守着,但由于一个晚上没睡,我坐那儿就打起盹来,过一会儿我被惊醒了,地窑没有灯我用手去摸,结果那女的在栏杆上吊起了,我吓死了,万一她死了会追究我责任的,我又是一个大肚子孕妇,我自己一个人抬不动她,于是赶紧跑到派出所外面去喊人帮我,刚好碰到当时的街长,他帮我一起抬到派出所的院子里,过一会就醒过来了。那次真是把我吓坏了。当时在派出所虽然只有我一个女的,但是作为女性,我在工作上主要负责的是给当地居民办户口,晚上则出去街道办事,所以在工作上基本没有男女之别,甚至作为一个女性我还得去做一些后勤工作,所以基本内外勤都得去做。也从来没有星期天、星期六,晚上也经常要加班加点到一两点。逢年过节我们还更忙。后来生了大儿子后,每天婆婆都会背到派出所来喂奶,但为了不影响我们工作,她从来不会跨进派出所门槛一步,都是在门外匆匆喂完就走了。以前的丽江城仅仅是古城这一范围,好多年轻人来逛街,逛的也仅仅是古城这一范围。这些年轻人来街上都没有住处,有些是为了找男女朋友,而有一些则没有钱住店,有些人有钱也舍不得去住店,所以一到晚上,四方街内就会被年轻人围成几圈在那里进行打跳。为了安全起见,每天晚上11点以后派出所都要到四方街去赶他们回家。只要派出所一来,这些人群会往四面八方散开,派出所的民警们只好赶走这条街上的人后又跑到那条街上去赶。每天把人赶完,差不多就凌晨两三点了。当时在派出所的工作真的是很累很辛苦,又顾不了家,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当时的领导也很关心我们,我家里穷也没读过书,但领导会让我早晚学写字,还让我去参加学习班,所以自己也觉得别人对我们这么好我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四清”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我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到金山大队蹲点。当时我刚生了女儿,过了3个月的哺乳期后,我每天8点就要到金山大队,晚上八九点才到家,早上出来时我就饱饱地喂孩子一次奶,到了晚上8点钟以后再喂她一次。那时不像现在一样有奶粉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女儿得了肠炎便血,骨瘦如柴差点死了,后来是抽了我丈夫的血又输给女儿才救回来的。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最小,现在在女子监狱工作。我的大儿子是1960年生的,二儿子则是1962年生的。我丈夫当时也是“四清”工作队队员,也在金山开文,但他是住在那里,平时都不回家。而我为了给女儿喂奶,每天都得往返一次。“四清”工作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的,而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当时,农民如果在家里自行做一些手工业,如编竹子、缝衣服都称做是地下工厂,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要进行制止。就这样,我在金山一待就是一年。

1958年到1964年,我在派出所工作。1964年底,我又被调到丽江县法院。当时的乡镇几乎都没有司法所,甚至连一个司法助理员都没有,所以只要有案件都是法院工作人员直接下乡去办案,每次都得把所有案宗一起拿下去解决,等我们解决完回到单位,单位里又会有十几个案件待处理了。我最记得九河龙应村是最麻烦的一个村子,龙应地理环境差,生活条件有点艰苦,所以那边的一些已婚妇女经常会丢下丈夫跑到剑川或大理等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我记得,我经常要到那边去处理民事案件。当时我们做民事案都要到村子里去办,并把所有的当事人找来谈话,了解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能立案。为了找一点证据,我们经常要跑到乡下,每个案子都得下去调查取证。民事案中,我们处理得最多的是离婚案和邻里之间的纠纷案。有一次,大年三十晚上,领导让我去巨甸路西办案。到了那里,大队里除了大队长什么人都没有。晚上,村民们从各个山头来到大队部里开了一晚上的会。开完会后,村民都散了,我还得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就这样,我过了一个大年三十。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军代表,他们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所以,原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清除出来了,都由部队来管理,所有公检法的工作也由军管会来完成。很多在公检法上班的人都去了南口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有些则去当工作队。我当时家里有3个孩子要管理,还有老公公也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就照顾我,让我去当工作队。去前,他们还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想去银行还是饮食公司。我在法院时,接触过很多银行贪污案件,所以不想去碰经济,于是我就跟他们说我不想去银行,我去饮食公司。在饮食公司,我也不想管钱,就要求到旅社,就这样我就到了饮食公司去当工作队,在那里做管理员。那是“多吃多带”最困难的时期,所以饮食公司的职工经常会把油盐等从水壶里带走。当时供应的数量是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肉,产妇也只多了半斤油。有时供应猪脚,他们就说是“别手枪”,就把猪脚藏在围腰底下偷偷带出去。为了教育饮食工司的职工不违法乱纪,还拿他们的这些违规的图片进行展览教育,我在饮食公司里主要就是监督检查他们是否有多吃多拿的情况存在。为此,我得罪了很多人,他们总是让我充当“坏人”的角色,有些到死都不跟我讲话。

1978年军代表走后,有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原单位,有些则分配到其他单位去了。由于我家里有3个孩子要读书,我还得照顾老公公,继续呆在了饮食公司管理东风旅社。当时,旅社里有10多个工作人员,我就管理公司的妇女工作并管理经营旅社。当时东风旅社还有餐厅,但餐厅和旅社经济是独立核算的,我们只管旅社这边。旅社有40多个床位,一个床位只收几角钱。

自从1966年调到饮食公司当工作队后,我就一直待在那里。到1989年我55岁退休时(那时的工资也就一百多一点),我在饮食公司一待就是23年。“砸烂公检法”之前,我家一直住在派出所。砸烂公检法时,不准我们再继续住单位了,我们就到外面租了房住。后来,我们又回去斯吉婆家去住了。家里人多房子少,我们又在北门坡自己起房子。那时的北门坡是一片荒山,旁边是大研农场的瓦窰。

1989年退休后,由于家里没什么事可以做,我和我的一个表妹又跑到玉峰寺旁开了一个小卖部,在那里待了一年,生意还做得很好。后来,我又跑到大研中学旁开饮食店和小卖部。一年后,孙子孙女们相继出世了,我就在家里带孩子,一直到他们上学。

2001年,儿子们在茨满村买了一块20亩的地。这块地原来是一所学校,在一个坡上。后来,学校搬到平坝里去了,我们就在那里也起了一些房子,开了一个酒店和饭馆。两个儿子都要上班,老伴和我就跑到那里帮他们做管理。再后来,酒店和饭馆承包给了别人。最后,经过查找资料,我们才知道那里曾住过藏区的大宝法王和四宝法王,是以前茨满寺的遗址。虽然儿子们已经在里面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但我们又单独买了一栋木楞房竖在院子外面,我们都不住在那个院子里而是住在木楞房里。毕竟,既然是寺庙,还是讲究一些为好。后来,儿子们把这块地卖给了那些僧人。现在,藏传佛教的那些僧人们,经常在那里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