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按语:赵兰馨,生于1934年,从小生长在大研古城,从1952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到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街道上的先进分子到税务局的征收员,再到肃反办的审干办公室成员。又从派出所的民警到法院的办案人员,最后到饮食公司进入管理层,她的这些工作经历伴随着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禁烟禁毒、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历史进程。她所经历过的这些苦难与欢乐同其他纳西族妇女是一样的,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到当代百姓命运遭际的缩影。透过她一生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在近百年以来的真实生活,让人感受到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采访时间: 2016年03月26日、 7月26日、 10月15日、12月30日、2017年1月22日

采访地点:丽江市古城区怡璟苑小区赵兰馨家

采访、录音、整理:赵学梅(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

家世

我叫赵兰馨,我的老家在白沙玉龙村,我是1934年出生的,今年83岁了,我家姓赵。我奶奶是白沙玉龙村杨家的姑娘,嫁到了同村的赵家,我奶奶生了我父亲、我二叔、三叔3个儿子。而我爷爷年轻时就抽大烟,家里的事他经常都帮不上忙,是我奶奶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

以前三多阁白云庙底下转弯处有一座桥,那时桥边上有一个很大的脚印,村里的人都说这是三多的脚印。不管任何人到这儿都会踩一下这脚印以表吉祥,但这桥在1996年“2·3地震”时毁掉了。以前桥东面都是田地,我家在桥边上就有一块地,但由于爷爷没钱抽大烟就把这块地悄悄地卖给了别人。卖掉后他也没告诉我奶奶,等到第二年开春奶奶又去种这块地时别人才告诉她这地已卖给他们了。奶奶很生气,带着爸爸他们3个兄弟,把爷爷一个人丢在白沙来到了城里。奶奶他们搬下来时我爷爷的弟弟已去世了,家里只有我爷爷的弟妹和侄子们。这样,家里房子就留给了我爷爷的弟弟家,我爷爷也因此而和他们住在了一起。

为了生存,奶奶只好带着我爸爸和两个叔叔在丽江城里打工。还好,从白沙搬下来时,3个孩子都差不多20岁左右,可以打工补贴家里。我爸爸是家里的老大,奶奶就在古城白沙新街找了一个铺面让我父亲学打锁的手艺。后来,爸爸又去当马牙子(以前买马卖马时的中间商——采访者注),最后又到税务局当交易员,并在税务局退休,74岁那年去世了。我二叔则去当时大研镇的富人牛文伯家当长工,一直到解放。解放以后,二叔去针织厂当了工人。那个年代,如果当和尚和喇嘛,可以免去三丁抽一当国民党兵。三叔为了避免当时的二丁抽一、三丁抽一、四丁抽二,就去当了和尚。

我们小的时候,丽江坝境内有20多个寺庙,基本上都是汉传佛教。其中最大的一个汉传佛教寺庙是文笔山脚下的正觉寺,现在连遗址都没有了。那时候,白沙街尾也有一个很小的寺庙,也是一个汉传佛教的寺庙。庙里面只有三四个和尚,三叔就去那里当和尚。在三丁抽一的那个年代,家里条件好的,可以用钱去雇别人充自家名额,我三叔后来就曾替别人当过兵。三叔走后,我奶奶继续在大研镇张家磨房里当小工。为了干活,她经常会住在磨房里。而我爷爷则一直住在白沙,可能一直在抽大烟,生活过得很窘迫。听说,爷爷到处逛,有时还会睡在人家的房前屋后。爷爷和爸爸他们之间,也一直没有来往。只记得后来爷爷死的时候,我奶奶没有回去看他,只有我爸带着我们回白沙看他。

奶奶他们刚来时,在城里也没有住处,是在白沙新街租了一间住房。因为家里很穷,我爸爸三兄弟到了结婚年龄都找不到媳妇。我妈妈是四川甘孜州乡城的藏族人,当时大研镇周家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儿子,想让我妈当他们家的媳妇。以前在丽江经常会看到藏族人柱着柺杖一路要饭到鸡足山朝拜,而我妈妈也是去鸡足山朝拜回来经丽江时被留在丽江的。外婆带着妈妈和小姨途经丽江时,周家拿了几坨茶就把我妈留了下来,外婆和姨妈则回甘孜乡城去了。我妈妈不会讲纳西话和汉话,周家的人及找妈妈做妻子的眼睛看不见的周家儿子都不喜欢妈妈。于是,我奶奶用30元现金把我妈妈买过来当我爸的媳妇。虽然我妈妈不会讲纳西话,但她力气大,一干起活来就闲不住。每天,我奶奶都把她带在身边去做粮食买卖。就这样,妈妈坚持着跟爸爸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语言不通和想念家人的原因吧,我妈妈心里一直不愿意呆在丽江。有一次,乘家人不在,我妈妈又悄悄跑到福国寺解脱林那边,想从那边跑回家去,是奶奶他们把她找回来的。后来,在奶奶的反复劝说下,妈妈终于安心待了下来并生下了我和两个弟弟。我们三兄妹之间都相隔10岁,我小弟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才生的,我们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其间,爸爸继续在白沙新街打锁。

后来,妈妈觉得丽江生活条件不错,便把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带到了丽江。1952年土改时,他们还分到了木老爷家后院的一间房。再后来,我舅舅和姨妈也来到了丽江,舅舅参加了丽江的骑兵队,姨妈则在丽江做擀制羊毛皮的活路。就这样,舅舅和姨妈都在丽江定居了下来,他们不但有了丽江户口,还分到了房,成了丽江人。而在妈妈的老家乡城,只有另一个姨妈留在那里。1957年、1958年大战钢铁时,由于在丽江吃不饱饭,妈妈想到:在藏区,只得一口青稞面,也会有吃的。所以,1961年,我妈妈和姨妈便带着我的小兄弟回到了乡城,把当时在丽江分到的房子留给了舅舅。直到1963年,他们才从乡城回到了丽江。他们回来时,我兄弟只会说藏语, 一句纳西话都不会讲,还光着脚板,脚后跟都开裂了。自那以后,妈妈一直生活在丽江,学会了讲纳西话。

白沙新街虽然与大研古城相连,但房子是由白沙人修的,好多人家在那里都有两间铺面。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家在那里没有房子,我们一直都是租房子住的。白沙新街居住的都不是大研镇本地人,而都是些像我们一样从外地来古城打工的白沙人、长水人及六区人。因为我们家很穷,本地姑娘是不会愿意嫁进来的,奶奶只好为我二叔找了一个从宁蒗来的姑娘当媳妇。三叔那时还在做和尚,他经常跑回来在奶奶面前抱怨说:“家里有3个儿子,为什么偏偏让我去当和尚?”后来,三叔替别人当了国民党兵,那家人也付了一定的钱给他。可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兵后,吃不了苦跑了。跑后,他没有回家,可能是在各处讨饭为生。请三叔去当兵的那家人找到了奶奶,说他们家已付了钱给三叔,想不到三叔却中途当了逃兵,他们家没办法,只好把我家告到了县衙门。因为奶奶没钱还他们,衙门的人就把我爸爸抓去关在县衙门里。记得当时我十几岁,我还经常到县衙门里给爸爸送饭。每次,他们到家里来要账时,我都很害怕,经常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直到奶奶到处借钱还清欠账后,爸爸才被放了出来。后来,我三叔也回来了,但他不敢直接回城里,而是跑到金塔寺附近一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解放后,由于我们家是贫苦农民出生,我三叔被推荐去当了民兵。再后来,三叔也找了一个寡妇上门。同时,他被安排到机床厂工作,并在机床厂退休。

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年前都会有人来收房租。后来,我们居住在白沙新街里的人都觉得每年房租太贵了,于是大家一起拼钱在现在机床厂附近买了一块两亩多的地,说是自己起房子。地买好后就解放了,起房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而我家就这样一直住在白沙新街。直到1952年土改时,我爸爸和三叔才分到了剑洛过地主家的房子。我三叔去别人家上门后,房子就留给了我父亲,而我二叔则分到了新华街地主家的房子。

我母亲是1977年去世的,我爷爷则由他的侄子们给他养老送终。我父亲他们看到母亲过得这么辛苦,都不愿意去看,但死后又把他们埋在了一起。

我三叔的媳妇在忠义做豆腐,他们想让奶奶帮他们,就把我奶奶接到他家,所以我奶奶最后也是在忠义去世的。我奶奶也是辛苦了一辈子,她靠买卖粮食养大了3个儿子。我奶奶是我在肃反办时不在的,当时我在七河,我去鹤庆查资料回来就说奶奶去世了,她去世时我也没能回去。

工作历程与时代记忆

15岁那年,我参加到职工会去跳舞。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职工会就是地下党组织,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都要去跳舞。周孚信(丽江著名画家周霖之子)是当时地下党的宣传员,他做我们的领导。前来跳舞的都是地下党,我也问过他们我为什么不是地下党,他们说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职工会的地址在下八河村的一个院子里,那院子没人住,平时都是空着的,我们跳舞也只是早晚去跳。1951年进行清理时,把以前的党团员都重新清理了,都不被承认他们的身份,于是1952年又重新组织共产党和共青团。1952年我又重新进入了青年团。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丽江市一中礼堂里进行的入团宣誓。我们是丽江第一批进行入团宣誓的团员。当时的团市委书记姜平当我们的监誓人参加我们的入团仪式。那时入团和入党是相当严格的。我和我老公是在1952年一起入团时认识的。当时能入团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先进分子,第一批入团的整个大研镇总共只有十几个人。1955年10月我入党了,我的介绍人是财政局上班的长水人和仕华。当时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好了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所以我们入党目的是为了感恩报德。当时也经常会播放苏联的共产主义宣传片,让我们体会共产主义的优越感。现在有时我回忆一下,真的觉得以前他们说的电气化等都实现了。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再加上我是女孩,所以家人也不同意我去读书。十六七岁后,我到乐群小学(现在的白马完小)学过半年。当时,像我这样的有好几个,都是插班生。跟我们一起上课的都比我们小,我们几个个子高高的,老师让我们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们在那里坚持着读了半年,半年后就解放了,开始了土地改革,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等一系列运动,于是我们作为积极分子去参加了这些活动。搞这一系列活动,丽江杀了好几百人呢!这个改革在农村叫土地改革,在大研镇则叫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主要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而民主改革则除了分地外还进行了三反五反、戒烟戒毒、审查偷税漏税等。

大研镇人多事杂,所以活动内容也相对多一些。当时整个大研镇只有一个团支部,所以我们这些团支部的团员作为基层干部要参加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又是治保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大研镇没有民兵连,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更多了。我和施爱华是当时大研镇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正一个副。我当团支部书记时,整个大研镇只有二十几个团员。活动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活动结束后,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被调到政府单位充当工作人员。1953年10月,我被调去税务局工作,在税务局当征收员。除了平时收交易税外,每年杀年猪时都要到各个乡镇征收屠宰税。1954年,单位派我去地委党校文化学习班学习了一年。我们在学习班里学习的是一些基础知识,相当于是扫盲班。在这个学习班里学习的同学是从整个丽江专区13个县范围内挑选出来的。挑选出来的这二十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扫盲班,被挑选的这二十几个都是丽江专区的基层先进工作干部,有些年龄大点的实在学不进去了,觉得读书比干体力活还苦,就中途放弃回去了。读完这个班以后就说我们高小毕业了,但毕业证书没有颁发,就相当于有了现在的小学生水平但没有毕业证书。那个年代高小以上毕业的工作人员也不多。

党校毕业后,组织就把我调到丽江县肃反审干办公室。当时的肃反审干办又叫县委五人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叶世荣担任肃反办公室主任。被抽调到肃反办公室的人员,主要是以组织部及公安局里一些政治觉悟高、家庭出身比较好、在单位里是骨干的人为主。肃反办是个临时机构,办公室里有20多个工作人员,由组织部来管理。肃反办公室主要从事干部审查工作,就是审查各个单位干部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后,会从中查出有没有反革命或肃清对象。如果有肃反对象,则会让这些肃清对象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在丽江县七河(现在的丽江机场对面村子里)设立一个改造点,让这些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到这个改造点进行劳动改造。审查清楚以后进行处理,严重的会开除公职或进行劳教,没什么问题的则回原单位上班。肃反主要是对恶霸、土匪、反动军官、宪兵、尉官以上特务、三清团区队长以上的人员、国民党连长以上的人员,还有保长、乡长都被确定为反革命,参加过这些组织的人都要一个个进行审查,教师队伍中也要进行审查。 (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