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对鄂伦春族的反动统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疯狂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我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鄂伦春族人民同东三省各族人民一样,遭受了日本法西斯长达14年的反动统治。

(一)建立反动统治机构实行法西斯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黑龙江省并组织汉奸伪政府后,于1933年将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归伪黑龙江省民政厅蒙旗科管辖,托河路归海拉尔蒙古衙门管辖,1934年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划为14个省,从此,伪黑河省管辖原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的鄂伦春族;伪兴安东省管辖原阿里——多布库尔路鄂伦春族;伪兴安北省管辖原托河路鄂伦春族。同年7月将八旗制度废除,由各旗县直接管理鄂伦春族事务。

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鄂伦春族人民的反抗,强化对鄂伦春族地区的反动统治,于1934年春季由黑河特务机关长及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主持,在齐齐哈尔召开第一次鄂伦春族地区官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的协领及各佐佐领、骁骑校等官员共计18人。同年在黑河召开第二次会议。1935年6月又分别在逊克、呼玛两县召开第三次会议。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三次会议,对鄂伦春族地区原有官员,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手段,收买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以便进一步推行日本法西斯的反动统治政策。同时,黑河特务机关又派员到鄂伦春族地区实地侦察,详细掌握鄂伦春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全面制定奴役鄂伦春族人民的计划。

1937年,伪满中央和省一级行政机构的次长制扩展到基层,日本参事官改为副县长。从此,在旗、县范围内,日本官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在鄂伦春族地区,对鄂伦春人实行直接统治的是日本特务机关。当时,伪黑河省所属的呼玛县、瑷珲县(原库玛尔路地区)、逊克县(原毕拉尔路地区)的鄂伦春族由黑河特务机关直接控制和“指导”,伪兴安东省所属的巴彦、莫力达瓦和布特哈三旗的鄂伦春族(原阿里——多布库尔路地区)由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直接控制和“指导”;伪兴安北省的鄂伦春族(原托河路地区)大体分布于索伦和额尔古纳右翼两旗,他们由三河特务机关控制和“指导”。担负直接“指导”责任的特务机关委托各旗、县日本人副旗、县长来担任这工作。

日本侵略者根据对鄂伦春族进行反动统治的经验,1938年由日本关东军第二课提出了全面奴役鄂伦春族的《指导纲要方案》,对鄂伦春族采取以暂时利用、最终消灭为目的的所谓“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要点是:不开其文化,持续其原始生活,不使其归农,当特殊民族实行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等。这一赤裸裸的遏制民族发展的奴役政策,造成鄂伦春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严重倒退。

1939年以后,将全部的鄂伦春族的工作统归伪治安部参谋司情报课专管,并由它向各地派遣日本“指导”官(实际就是特务机关的特务)在当地特务机关长的领导下工作,这样虽然名义上保留了原来协领和佐领等专管鄂伦春事务的机构和官员,但实际上是毫无权力的傀儡,日本特务机关才是真正的直接统治者。

(二)组织“山林队”

日本侵略者侵占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后,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和黑龙江以北的苏联成为其心腹之患。为此他们强迫所有18-45岁鄂伦春青壮年猎民以伪旗、县为单位编成“山林队”。

为了掌控“山林队”,日伪统治者在每队或数队派一至二名日本“指导”官。他们到鄂伦春地区后不但是山林队的实际掌控者,更是骑在鄂伦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动辄训斥、毒打甚至打死鄂伦春人,视掠夺贵重猎品为家常便饭,强霸鄂伦春族妇女,更为恶劣的是挑拨鄂伦春人内斗,破坏鄂伦春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关系,造成各民族互相仇视、敌对。

日本侵略者为控制鄂伦春人,强迫山林队队员每年春秋两季接受特务机关的训练。而训练时期正是鄂伦春人狩猎的黄金季节,训练导致鄂伦春人的猎品大大减少,使其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在训练中,鄂伦春人也饱受非人待遇。统治者动辄拳打脚踢,或者捆绑吊打。微薄的口粮使得鄂伦春人各个骨瘦如柴,严酷的训练之后,还要完成种种劳务。

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东北各民族的无比仇恨。自踏入东北领土的那一天起,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日伪统治者采用“以华制华”的卑鄙手段,利用“山林队”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使得两方损失惨重。

日本侵略者采用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对外刺探苏联情报,对内镇压东北抗日联军。他们逼迫山林队偷渡黑龙江对苏联进行军事侦察,或打入抗联刺探情报。山林队员往往被苏军、被抗联生俘或击毙。许多鄂伦春青年目睹自己民族的人民任统治者宰割,他们自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

日伪统治时期鄂伦春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日本侵略者对广大鄂伦春族人民进行疯狂摧残和残酷的剥削,使他们濒临绝境,挣扎在死亡线上。

日本侵略者为了断绝抗日武装力量和各民族的联系,特别是为了对抗日联军进行经济封锁,在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清乡和归屯并户,建立严格的保甲制度。将鄂伦春族当作“特殊民族”而与其他民族隔离。在1940年将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定居多年的鄂伦春族重新赶进深山老林,强迫鄂伦春族人民重新倒退到原始的游猎生活中去。

这一反动政策的推行,给鄂伦春人造成极大困苦。耕种多年的鄂伦春人不得不抛弃长期开垦的土地、辛勤搭建的房屋,大量的农用器具、家具等举家入林。农业经济的终止,使得鄂伦春人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粮食的来源。

当打猎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时,统治者又加强了枪支管理。他们将大部分鄂伦春人的枪支收缴,经鄂伦春人的多次交涉才返还一些旧式火枪和别拉弹克枪。“山林队”虽然每人一支步枪,但子弹控制极为严格。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鄂伦春人的猎物数量。

虽然猎产品减少,但统治者的贪婪并没因此而有一丝减少。他们于1939年在鄂伦春地区设立“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垄断猎产品交易。他们不允许其他商人进山,更不让鄂伦春人将猎产品带到城镇出售。一旦发现违规者,不但将猎物没收,还要进行残酷的体罚。

在日伪统治的14年中,鄂伦春族的生活极度贫困,不仅肉食减少,粮食也供应不足,只得靠采集野果和植物果腹。兽皮的减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严冬时节,覆盖在“斜仁柱”上的只有桦树皮。

由于长期得不到温饱,鄂伦春人的体质严重下降;饱受疾病的折磨,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日伪时期发生多次的传染病夺取大批鄂伦春人的生命。不仅如此,日军丧心病狂地拿鄂伦春人做实验。黑龙江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老人至今还清楚记得日本侵略者怎样注射细菌夺去了同胞的生命。

不仅如此,1932年日伪当局通过《鸦片法》,1933年成立鸦片专卖公署。在鄂伦春地区大量推销鸦片,腐蚀鄂伦春人的意志,戕害其身心。同时,还大量供应鄂伦春人烈性酒,他们酗酒后被打死、冻死或掉到水中淹死的也是屡见不鲜。

疾病、毒品和烈性酒的毒害,加上连年被统治者奴役驱使、参与战争,鄂伦春人在日伪统治时期死亡率远高于出生率,整个民族濒于灭绝的境地。

鄂伦春人的抗日斗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严酷的法西斯统治,英勇的鄂伦春人绝不甘心当亡国奴。据日本帝国相关材料记载:“鄂伦春族根本不承认新成立的国家(指满洲国),经常出没于铁路沿线,而表现为匪行”。这说明当时鄂伦春人不断出没在日寇活动的地区,破坏铁路、桥梁,打死日本侵略者。这种斗争持续了整个日伪时期。

在鄂伦春人的斗争初期,绝大部分抗争是自发和较为零星分散的。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量鄂伦春人加入抗联,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才真正给日寇以重创。这也掀开了鄂伦春族人民反帝反侵略的历史新一页。

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扩大游击区,建立巩固的后方”的指示,抗日联军第三六路军,在小兴安岭东段南麓汤旺河附近的老钱柜、查巴气等地区建立后方基地。1939年,中共北满省委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到大兴安岭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抗日联军向鄂伦春等各族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联纪律,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不但帮助抗日联军,而且还有不少人参加了抗联队伍。当时抗联三、六、九、十一路军中,都有鄂伦春族士兵,仅第六路军中就有四十余名。

许多鄂伦春人参加革命队伍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他们作战英勇顽强,能骑善射。熟悉兴安岭山川地形,善于隐蔽自己消灭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

还有许多鄂伦春族群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联队伍,但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抗日联军当向导,递送情报和运输物资,给予抗日队伍极大的支援。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镇压,有的群众因此而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许多鄂伦春人民与抗日联军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鄂伦春自治旗,人们至今还传颂着抗日联军的王明贵同志与鄂伦春族盖山等人的抗日故事。

1945年,鄂伦春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