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兴

社会经济变化

17世纪铁器的传入,使鄂伦春族的社会生产力进入崭新阶段,促使鄂伦春族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私有制的产生,而清朝的统治和商品交换的发生,则加速了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变化进程。

(一)生产工具的变化

17世纪传入鄂伦春族社会的铁器,主要指作为狩猎生产工具的火枪与生活用具铁锅之类而言。在此以前,鄂伦春人的狩猎工具主要是弓箭,而其生活用具多为桦树皮、骨、木制品。随着时代发展,火枪的传入逐步取代弓箭而成为主要的狩猎工具,对促进鄂伦春族社会经济的变化起到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火枪的传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商品交换而传入,二是鄂伦春人被编入八旗兵后获得。17世纪当鄂伦春人先后纳入后金和清朝统治之后,大大扩大了鄂伦春人与外界的交往,与各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广泛而密切。在这种联系中,鄂伦春人常以自己的猎产品与周围其他民族交换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火枪就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

鄂伦春人在参加雅克萨之战等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更多接触并熟悉火枪的性能及使用方法。但此时的火枪限于技术、使用条件等原因,并不便于猎民全面的使用,直到清朝末年,猎枪才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与火枪同步,各种铁制的猎刀、斧子和铁锅等生产生活资料,通过交换进入猎民日常生活。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使得获得生产资料的效率与数量得到增长。鄂伦春的父系家族社会开始瓦解,个体的家庭成为生产与消费单位。传统古老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制度逐渐被结束。“乌力楞”逐渐被“昂嘎”取代,后者采取按户平均分配或猎手平均分配劳动所得。

清朝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如猎场、河流、森林仍然是共同所有,但是枪支、马匹等生产工具已经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

(二)商品经济的外部渗入

鄂伦春族的社会经济在清朝以前,甚至在清初期一直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产生内部的分工。随着交换关系的发展,鄂伦春族与各民族接触的日益增多,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以往以物易物的交换模式。生产工具的升级,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原始的分配制度被瓦解,私有产生萌芽,而货币经济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一切令鄂伦春族这个古老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间产生“前所未有之变化”。

鄂伦春族与外部的交换,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到了清朝统治时期,才开始成规模并对本民族自身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源头来自于“贡貂”制度与“谙达”制度。

“贡貂”是指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向中原王朝进贡特产——貂皮。鄂伦春族向清朝“贡貂”是在每年五月举行“楚勒罕”(盟会之意)大会。每到草青时节,他们便到齐齐哈尔参加“纳貂互市”。这种互市就叫“楚勒罕”。“贡貂”不仅表明鄂伦春族对清王朝的臣服关系和所尽义务,而且是一种含有物资交流的经济活动。鄂伦春人就是通过每年参加这样的集市而与各民族加强接触和了解,并通过这种渠道把其他民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引进鄂伦春族社会。后来,“贡貂制度”因其对鄂伦春人的盘剥压榨引发不满,为笼络鄂伦春人,清光绪二十年被取消。

“谙达”最初是清政府派到下面去征收貂皮的税吏。在征收时,他们也会带去粮食、布匹、酒类和其他日常用品,与鄂伦春人进行交换。由于其官方色彩,实质上是垄断了鄂伦春人与外界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鄂伦春人的猎业生产。由于垄断和“谙达”所处的强势地位,必然会导致贸易的不平等,贪婪导致的压榨自然会引发鄂伦春人的抵制。后来清政府出于边防的需要和稳定统治的目的,1882年(光绪八年)撤销“谙达”制度。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与对外接触的增加,鄂伦春人与外界进行交换贸易的需求也日渐旺盛,“谙达”制度的衰退所留下的空间,迅速被蓬勃兴起的“民间谙达”(也称私商)补充。民间的贸易形式有很多,一种是根据猎民的狩猎季节和生产生活需要定期进山,这叫行商;还有定期的集市和坐商与鄂伦春人贸易。

总之,通过种种渠道商品经济已经深入鄂伦春社会内部,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特别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改变,打猎的目的从满足自身需求,改变为生产更多商品获得更大价值。因此,到了清朝末年贫富分化已经在鄂伦春社会中出现。

生产工具的改变,贸易的深入,最终导致氏族社会的完结。清朝末年,氏族开始分化,个体家庭逐步取得独立性,它不断挣脱氏族的血缘束缚而到处流徙,一个乌力楞的成员处于经常地交换流动中。由于居住分散和联系薄弱,作为氏族核心的“穆昆会议”、“穆昆达”的领导力、约束力日渐衰弱,直至不复存在。

清代的鄂伦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