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的九月,父母在建林街区的“棚改”新房落成交工,并如期领到了房门钥匙。住宅新区内,道路宽敞,绿化充分,众多漂亮雅致的居民楼规划有序,整齐排列,照明监控、休闲配套设施等一应俱全。白日里人流车流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有建筑装修的匠工、推销家具的商家,更多的是看新房的住户,一个个如同过年赶集一般,脸上洋溢着喜悦欢快的神情……恍然间,我的思绪被牵引到了遥远的过去,追溯着父亲实现“安居梦”的漫长艰难历程。

父亲生于上世纪40年代西安东郊的一个偏僻山沟里,六岁丧母,是爷爷含辛茹苦一手带大。爷爷有点厨师手艺,见过“世面”,在父亲上完初中回家务农时便执意把家从山里搬迁到山外,改善了相对交通闭塞的生存环境。不过由于家境贫寒,作为“外来户”,他们只能借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破旧仓库里。父亲由于体力不济,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无论怎么拼命,也强不过别人,尤其到了该成亲的年龄,媒人来一看家底,便摇摇头走了。清高倔强的父亲为了改变多蹇的命运,21岁时以独生子的身份当兵远走新疆。

五年之后的1969年,父亲复员到了酒钢原电修厂工作。父亲工作后,爷爷举债在村子里盖了三间混砖的土坯瓦房,这才有了父亲和母亲的姻缘,以及长达20多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只是这笔沉重的债务从此全部落到了父亲的肩头。为了还债,父亲省吃俭用,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并且长达十年买不起自行车,坚持步行上下班,这在当时的酒钢职工里是不多见的。直到房债还完后,父亲才舍得买了一辆自行车,一直骑到年老力衰骑不动为止,自行车至今还保存着。

1991年,老家的房子经过20多年风雨侵蚀,已然很破旧了,父亲本打算花钱翻修一下时,忽然传来酒钢“农转非”的好消息。母亲、弟弟和我得以举家来到嘉峪关生活。那时,升学无望的我享受集团公司“内招”政策成为了酒钢原机修厂职工,弟弟继续上初中,母亲则操持家务。刚来时,全家挤在酒钢十四宿的一间宿舍里,空间狭小不便。尽管这样,宿舍还是父亲两名室友临时“让”出来的,这让父亲很过意不去。几个月后,父亲在酒钢三号门外的私建“家属区”廉价租了一套“窝棚式”的房子,环境和生活设施很差。经济太过拮据,母亲有一段时间还不得不出去到包工队打工,补贴家用。1992年底,酒钢各单位给职工在21间房盖了成片的福利简易平房。尽管房屋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还带有约20平方米的独立小院,但在当时解决了大量“农转非”住房的燃眉之急。

生活在继续,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2000年我结婚时,买不起新房,依旧住在平房,一年后女儿出生,房子拥挤不堪。婆媳之间又因为“水土不服”,矛盾升级,难以调和,我无奈之下租了一间“单改楼”搬了出去。已经退休但依然忧虑的父亲天天跑酒钢房地产,陈述住房困难,努力之下终于有幸为我买了一套50平米的二手楼房,虽然小,但总算把家安顿下来了。10多年后,随着酒钢职工收入不断增加,我有了些积蓄,加上贷款,在南市区买了一套两室一厅比较宽敞的商品房。弟弟技校毕业在酒钢主线单位上班,效益不错,吸取我的“教训”,成家时房子“一次到位”,虽然也贷了些款,但没几年就还清了。我和弟弟买房,都没有花父亲的钱。父亲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前退休的,后来退休工资逐年上涨,日子也变得宽裕起来,不过父亲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再换房子。

时代的进步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2016年全市“棚改”的消息传来,让全家人惊喜万分。年逾古稀的父亲对我们底气十足地宣布:“我和你妈要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房款我自己出。”我谨慎地提出:“两口人住70平米应该够了。”这时,父亲狠狠瞪了我一眼说:“90平米以下优惠,为什么不要?再说将来还不都是你们的?”我一时语塞,汗颜不已。

新房的装修尽管全包出去,但父母这把年纪还是整日一身灰尘地跟着忙活,啥都要“自己说了算”。虽然大可不必,但我十分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也就不再相劝。徜徉在小区的道路上,感受着喜庆的气氛,我不禁想:“新时代的秋天真是硕果累累,福祉多多,父亲的‘安居梦’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却反映出酒钢乃至整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单位:西部重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