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整日忙碌不停的人。她从市场上买来很多棉花,用简易的弹棉机把棉花弹成絮状后,再用一根似筷子粗的木条将棉花卷成许许多多的棉条,然后把棉条放到一个木制的机器里,右手转动机器上的摇柄,左手就能拉出一条细细的棉线来,再经过几道工序,这些纺线就可以拿到织布机里织成布匹了。

  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织布机旁度过的。几台织布机发出的不同声音成了我入睡的催眠曲。小时候,我很好奇,那一堆堆棉花是怎么变成一张长长的白布的?觉得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时,我们一家老小穿的衣服、用的被套等,都是母亲亲手织布做成的。她还将布匹拿到集市上去卖,以贴补家用。为了多挣到钱,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放下饭碗就忙着做各种各样的织布活儿。我每每半夜梦中惊醒时,总是看到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运梭纺线。

  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有5个兄弟姐妹。那时,伯伯有5个子女,大堂哥已经结婚,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但父亲和伯伯一直没有分家,全家老小16口人,一餐饭得摆上两桌。父亲有个堂叔去世早,其婶婶(我称为四婆)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后来女儿先后出嫁,四婆成了孤寡老人,父母看着四婆可怜,决定挑起赡养四婆的重任。接四婆过来住后,我们才和大伯分了家。四婆患有哮喘病,卧床不起,有时整夜整夜咳个不停,母亲就端茶端饭送到床前,精心护理,直到四婆去世。听父母说,分家之前,他们兄弟、妯娌、婆媳之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关系十分融洽。那时候,生产队长去调解家庭矛盾时,常把我们家作为“活样板”。

  我初中是在县城读的。一个夏日,母亲到县城卖布匹,散圩后,来学校看望我。烈日下,黄豆大的汗珠挂满了母亲的额头,她从口袋里拿出几个已经削去皮变得毫无轮廓的梨,说:“这是妈摆地摊旁边的一位卖果的叔叔送的,他说这几个虫蛀了不好卖,削一削还可以吃。天气热,妈吃了一个,留几个给你。”母亲的话音刚落,我鼻子一酸,转过头去背对母亲,轻轻地擦去眼角的泪水。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南宁一所中专学校,成为屯里第一个到省城求学的人,父母高兴得像是中了大奖。可没过几天,他们突然变得少言寡语。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为我上学的费用发愁。自从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后,母亲每天早上都和父亲一起烧火熬猪食。一楼火灶前,成了父母碰头商量并作出“重大”决策的地方。没过几天,父母便卖掉准备过年杀的唯一一头猪,为我准备学费。后来,在我读中专的几年时间里,家里又增加饲养十几只母鸭,一头母猪。

  沉重的经济负担,几乎把父母的腰身压垮。头一年放寒假,为了节省路费,我选择留校看守校园,因为学校对这些留守的学生免收伙食费。

  第二年放寒假,我回到家,发现母亲那张原本还算光洁的脸突然像久旱的土地一样布满了皱纹,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揪心的疼痛,我对母亲说:“妈,要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母亲说:“儿子,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妈再苦再累也心甘。”

  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负担减轻了,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1990年,母亲被查出患胰腺癌,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没有好转,母亲要求出院,在家由妹妹负责照顾。

  1991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此时母亲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四肢干枯。因工作繁忙,我住了一个星期后便准备回城。我走到母亲床前,突然一股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40多岁的我竟然像一个3岁小孩,扑到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母亲用尽力气睁开双眼,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说:“孩子,别念着妈……回去以后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妈就放心了……”

  从家里回单位的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置身于老家后面那座高高的山顶上,头上白云朵朵,像寄托着无限哀思的白花,铺满了通往天空的路。山对面,乌云滚滚,阴暗的天空倾斜着,分分秒秒都有可能垮下来。我站在悬崖边,脚下的石头不断地晃动,随时都会坠入深渊。我惊叫了一声,醒来后怎么都睡不着。天刚亮,就接到妹妹打来电话,说妈已经不行了,叫我赶快回去……

  母亲去世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桩桩往事像电视画面回放,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每次母亲知道我回家,一大早就守在村头那棵大树下等候。短暂相聚后,离开家时,母亲也总是到那棵大树下,目送我前行,每一次回眸,就像摄影机拉开焦距,母亲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1985年,我调到县城工作后,母亲来过两次,母亲很爱看电视,可那时我们还买不起电视机,母亲每天晚上都带着小孙子到隔壁家看黑白电视。母亲第二次来时,我们东拼西凑终于买了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一家人围坐在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里看电视,母亲心里乐滋滋的。

  如今,家里住房变宽了,电视机变大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