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0日中午，饶清芬小姐来电告知，教授（我对选堂先生的称呼）数日前入院灌肠通便，因双脚水肿，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她说先生归家后，大部分时间卧床休息，希望我代他把把脉。我学过中医，蒙先生历来看重。作为学生，现在老师有病，我内心当然急如星火。于是下午即趋饶府探望先生。

入内室，时先生蜷卧床中，虽有大被盖着，但双手仍然冰凉。先生一见我，即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的嘴动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手指比划着，但说不出来。我紧握先生的手，安慰他，表示明白他的意思。那一刻，师生两人都很激动。

及后清芬小姐进来，从被中揭开先生双脚。我看到先生双脚脚背至足胫严重水肿，按下凹陷。而脉象微弱，大异往日，心知不妙。因为这是体内心、肾等主要器官机能逐渐衰竭，导致全身代谢功能出现障碍的结果。北方俗谚谓老年病人：“女怕戴帽，男怕穿靴（脚肿）”。先生年过百龄，而出现此等情况，预后可想而知，令我暗暗担心。但清芬小姐说教授中午吃饭还吃得津津有味，并出示手机照片给我看。这就是先生异于常人之处了！

大概距我探视先生之后一周，2018年2月6日凌晨，先生在睡梦中安然走完他百年的学术、艺术人生。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消息传来，仍很震动。文星陨落，宗师大去矣！从此人天永隔，亲炙无从，悲乎痛哉！

饶师宗颐先生，小名福森，1917年农历6月22日生于广东潮州府城内。尊人饶锷老先生为长子取名宗颐，字伯濂，意欲他效法宋代理学宗师、濂溪先生周敦颐。大概因字“伯濂”的缘故，先生于青年时期常以“伯子”“百子”为笔名（潮语伯、百同音）。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先生自号固庵，别署选堂。

选堂先生的父亲原名宝璇，又名锷，字纯钩，是潮州有名的儒商，对儒、释二家甚有研究，著作颇丰。

先生早慧，有才情，有胸襟，又有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小年纪，其诗文词作已令父执辈为之咋舌，神童之誉，不胫而走。

1932年饶锷老先生逝世，时年16岁的选堂先生，穷年余之功，续成父亲未竟的《潮州艺文志》，这是潮州方志史上前所未有之大事，是饶先生父子对潮汕文化史的贡献。

1946年，选堂先生担任民国《潮州志》总纂。1949年夏，先生为志书事，于香港居停。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先后被聘任为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除教学外，奋志于学、艺两域，历时八十余载，讲学于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及欧美印日与东南亚诸国，游历于四洲三洋之间，在中外文化的研究交流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取得辉煌的成就。他被中外许多著名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及各种荣衔数以十计，不胜枚举。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与内地频繁学术交流，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七任西泠印社社长。

选堂先生研究领域甚广，文、史、哲、艺成果甚丰。因限于篇幅，这里仅就选堂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相关著作，略述如下：

一、地方史、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

首先，就治史的领域而言，饶师的研究和著作比较全面，涵盖了地方史、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诸范畴。

1、地方史

如所周知，选堂先生少时最见重于岭南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继承其先君饶锷老先生未竟之志，续成《潮州艺文志》一书。选堂先生在地方史的另一贡献，就是总纂民国《潮州志》，成为潮汕方志史上的里程碑。

选堂先生编集的《潮州志汇编》于196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这是合四志即《三阳志》、明嘉靖、清顺治二种《潮州府志》及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成为一集的潮州方志巨构；又著有《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一书。

2、国史

1977年，选堂先生的史学巨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在香港龙门书店出版， 此书网罗宏富，史料翔实，历朝论正统之文，自秦汉迄清代名家的相关论述200余篇，几乎囊括无遗。饶师在史学上的另一重要著作是198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季羡林先生在1993年《序〈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认为，选堂先生在史学上的学术成就足与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媲美，共得预流之果。

选堂先生有关国史之一系列论著，已大部分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湾新文丰繁体版，2003年）。此《文集》内容分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门类，共20巨册，一千多万字，是先生于二十世纪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心血结晶。这套书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

3、中外文化交流与敦煌学

选堂先生从小对佛学有兴趣，长大了决心弄个来明去白。他知道佛学来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在中国。但印度佛学究竟如何被中国化？其中的源流究竟如何演变？这是选堂先生所要彻底研究以寻其真谛的。为了解印度的古文明和佛学的起源，先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即研习梵文三年，以便于直接研究印度文化。1963年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乃亲莅印度作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所以选堂先生对此一古文明的认识，有较之一般学者更为深入而透彻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以及《梵学集》两书问世。

选堂先生与欧洲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发轫甚早，尤其与法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其时掌法国汉学界牛耳的欧洲汉学巨擘戴密微教授，对他的渊博学识和造诣十分推重。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先生校笺的张天师（道陵）所撰的敦煌所藏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一书，导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道教热潮，遂引起戴老的极度关注，因而希望在学术上与选堂先生进行合作，遂有《敦煌曲》分中法二种文字出版（戴老根据选堂先生研究的中文文本，译成法文）。其后，先生又从论证敦煌曲子词源流的角度，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刊为《敦煌曲续论》一书。又先后有《敦煌白画》《敦煌书法丛刊》（29册）《敦煌琵琶谱》诸作问世。

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卷七是《中外关系史》一巨册，这是选堂先生有关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的一系列论文的结集，由《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和《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三部分组成。

《中外关系史论集》中多篇的内容，主要论述我国自东汉至明代海疆所至、南海地理及海上丝路的相关问题。从选堂先生的相关研究中，显示中国作为南海大国，对南海的拓展及经营由来已久，于今日南海纷纷之际，这些相关的论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对南海的主权，有确切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二、楚文化与简帛学

选堂先生在国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及成果，若依其著作出版问世的先后次序而言，则首先应该是对楚文化的研究。

选堂先生自撰写《楚辞地理考》一书开始，及后对楚文化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楚辞书录》《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年）《楚辞与词曲音乐》等著作。其后他对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一系列专篇研究，大多收入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简帛学》卷中。

三、甲骨学研究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物之后，甲骨学遂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之显学。选堂先生很早就将甲骨学列为研究的重点。1955年，先生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该校所藏甲骨拓片，及后撰成《日本所见甲骨录》。继之于1956年，先生在巴黎国家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研究法藏甲骨拓片，撰成《巴黎所见甲骨录》一书。故先生能集海内外的甲骨资料加以研究， 1959年其所撰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二巨册出版时，能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十三国文字对此书的问世及其意义加以报道。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因先生在甲骨学上的成就而颁予“儒莲汉学奖”。1971年先生又撰成《欧美所见甲骨录存》。1999年，由选堂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5册）出版，这是对甲骨学的一大贡献。

2018年2月28日上午，我和内子参加了先生遗体的告别仪式，及后并上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送先生最后一程。

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先生的文化精神不死，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学术之路上砥砺前行！先生，请安息吧！

郭伟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