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潮州人叫“糜”，两者的关系，如同空气和水，按我们的话说：“一世人离唔开糜。”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食糜这个习惯，始终不变。糜有各种各样，我食过的糜，不下十来二十种，有的糜，还带着故事，带着时代的味道。

北方人称粥为稀饭，他们的稀饭，是名副其实的稀，稀到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被人奚落为“照影稀饭”。一听潮州人天天喝稀饭，不免摇头，认为很穷。我常解释：“不是这样的稀饭，我们的糜很稠、很粘、很香……”我还只是说了最普通的一种：白糜。

小的时候，我吃过的两种糜，印象深刻。那时候长身子，回家看有食剩的糜，就感到肚子饿。开始加热食，慢慢便食出了花样，仿照鲜美的水鸡糜，我到菜园钓来几只青蛙，炖了一碗青蛙糜。母亲每次煎了咸鱼之后，总会倒下一碗糜“洗鼎”，这种“咸鱼糜”，味道独特，我很爱食。

参军时，正遇到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饥饿时期”。我们连队大多是潮州兵，日子有些难熬。部队以面食为主，本来就很不习惯，后来粮食定量，供给的面粉做馒头、包子不够吃，无奈，只好在面里掺进切碎的芭蕉头，越掺越多，难以下咽。大米断供，粥也喝不到了。事务长是潮州人，设法拿面粉换了点大米，遇到连队训练劳动强度大、天气热，便以补水防暑为由安排炊事班做点绿豆粥，让老乡们既解暑也解馋。

难忘第一次在北京食糜的情景。1968年初冬，我到北京参加海军新闻干部学习班，住在停课的煤炭学校，吃早饭的时候，端上来金灿灿的窝窝头，以为很好吃。那时有定量，每人两个窝头一碗粥，兴冲冲咬了一口窝窝头，大失所望，没有味道，干硬干硬难以下咽，勉强吃了几口，跟吃药一样。粥也不好吃，稀得很，但毕竟吃得惯。正发愁，忽然想到同人家交换，两个窝窝头换一碗稀饭。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这种交易谁不乐意。于是两个月的学习时间，我的早餐天天只喝两碗“照影稀饭”。开会、学习又不能吃零食，肚子常饿得咕咕叫。关心我的人教我喝点啤酒补充营养，说啤酒是液体面包，那段时间，我的军用水壶，装的都是啤酒。

学习班结束，我调入海军报社，开始了大半辈子的北京生活，也经历了与糜的若即若离、“悲欢离合”……

很长一段时候，我吃不到好糜。“困难”的那个期间，什么都凭票供应。每个月限量的几斤大米，买到的都是仓库的多年陈米。淘米时要捡“丝虫”，做出来的糜米是米汤是汤，一股霉味，很难喝。只好按照北方人的习惯，吃油条，啃馒头。探家时，母亲拿旧米到乡下换新米，我才吃到真正的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好日子的到来，又见家乡的糜了。好米随便买，想吃就做，还吃出花样来，鱼糜、蚝（蛤蜊）糜、牛肉糜、虾糜、蟹糜，还从道钿弟那里学会做鱿鱼糜。就像野菜成了宴席宠儿一样，鱼肉吃腻了便改做菜糜，样式就多了，番薯糜、南瓜糜、芋头糜、白菜糜、春菜糜、飞龙（菠菜）糜，还有“八宝糜”。那回儿大姐和李兄来北京，住在儿子家已有一段时间，估计会“想食”，我特意做了一顿“鱼糜”招待。买了活草鱼，煞有介事，片鱼、去皮、切片，放进滚烫的高汤、热饭，撒上青葱、香菜、胡椒粉，做出了像模像样的鱼糜。大姐尝了一口，点了点头，让我再加点鱼露，说才“杀嘴”〔爽口〕。一次探家，有写作任务，每晚熬夜。一天夜半时分，弟弟同往常一样，轻轻地在我的案头放下夜宵，轻轻地走开。我放下笔，美美地吃了一碗很甜很甜、甜到心里的糯米糜。

退休以后，时间宽裕了，我开始像家乡人一样，每天早餐食糜。在京潮人几天没吃“白糜”必想，潮菜宴席，潮人家宴，菜肴再丰盛，总还得白糜侍候。白糜看似简单，做好不容易。潮汕人嘴刁，一嘴糜的质量能分出毫厘。北京“仰山楼”老板阿章，宴请潮州来客，选饭店舍近求远，只因为“这家饭店的‘白糜’好食。”我探家时留意弟弟和妹夫煮糜，学会了米与水、大火与小火的掌握，早上煮糜，既轻松又好食，北方人的老伴也学会了。更称心的是，以前咸菜要从潮州带，现在北京就能买到，菜脯、咸菜、贡菜、橄榄菜、腐乳、丁香鱼，“鱼饭”，自制咸带鱼，应有尽有，有时潮人联谊会活动，商家还会送货上门。

食白糜，配咸菜，听潮乐……“家”在北京。

糜，是家乡味道。

糜，是潮人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