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于作曲家崔炳元来说是个丰收之年，从陕西爱乐交响乐团团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交响乐创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年间，他有5部新作品上演，另外还有多部旧作被国家交响乐团等团体演出高达30多次，这在全国交响乐作曲家中名列前茅。综观这5部新作品，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概括他在创作上的一些追求。

责任与使命

崔炳元2018年新创作上演的5部作品分别由国内5个不同的艺术团体委约演出，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表现内容均有各自特点：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 （重庆歌剧院委约， 2018年4月28日首演） ；第一交响曲《盛京故事》 （沈阳交响乐团委约， 2018年9月22日首演） ；第二交响曲（交响套曲） 《成都》 （成都乐团委约， 2018年10月31日首演） ；交响音画《姑苏人家尽枕河》 （苏州交响乐团委约， 2018年11月27日首演） ；第三交响曲《进行交响曲——献给云南陆军讲武堂110周年纪念》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委约，2018年12月12日首演） 。这5部作品虽然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时代、讴歌生活，充满正能量，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同时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创作方向的具体体现。

《大禹治水》以器乐戏剧的形式对中华民族的祖先——大禹带领人们战胜滔天洪水、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事迹进行了艺术展示，从治水的哲理中获得“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性主题； 《盛京故事》聚焦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沈阳，包括沈阳故宫赋、“九·一八”祭、摇篮曲、沧桑与振兴4个乐章，通过展示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对待历史，特别是第四乐章，以嘹亮的号角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冲锋号，令人振奋； 《成都》《姑苏人家尽枕河》则是从人文角度对这两座历史名城进行了热情讴歌，表现了城市的历史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表达了民族自豪感； 《进行交响曲——献给云南陆军讲武堂110周年纪念》则以进行曲般的威武之声，回顾了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云南讲武堂的历史，热情讴歌了为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先烈，并发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震天呐喊。

坚守与创新

崔炳元是一个传统型作曲家，但这并不说明他是一个保守者。他在创作中是一个不断进取、努力创新的人，但他的创作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一切从表现内容出发，从作品的实际效果出发，从观众的审美需求出发，寻求一个恰当的创新点而进行。

在创作中，崔炳元保留了体现交响乐思维的精神核心，同时考虑到中国听众的审美习惯，运用了较为传统的和声手法以及较为明确的调式调性呈现方式，使音乐更具有“可听性” 。他的作品在和声的运用上，既有欧洲三度结构和弦的运用，也有中华民族四五度结构和弦的穿插，从而形成了较为和谐悦耳的效果，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如作品的展开部分或者矛盾冲突紧张的地方，他也运用了小二度增四度等结构的和音甚至音块，从而造成音响的紧张。然而这并不是作品的主流，当这种紧张达到一定程度时，温暖明亮的大三和弦就会适时出现，使听众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形成很好的艺术效果——这在他的《盛京故事》等作品中都有精彩运用。

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他在作品形式、结构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形式上的创新，如《大禹治水》是首次跨界融合的形式展示，也是我国第一部器乐戏剧作品，相比人们熟悉的用声乐展示的戏剧——歌剧，用纯器乐展示戏剧更具抽象性和挑战性。剧中，他让四种乐器扮演三个角色（二胡扮演大禹、琵琶扮演洪水、竹笛和打击乐群扮演山） ，让音乐听觉视觉化，让原来一直坐着演奏的演奏家加入肢体表演，通过舞台“演”“奏”传递给观众，最终实现戏剧化。

结构上的创新，即在乐章内部结构上，根据内容需要进行必要的探索，如《成都》的第一乐章“太阳神鸟”展开部是由象征四季的四个变奏构成，这是作曲家基于作品内容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由此形成了艺术上的完美。

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如《成都》第三乐章“成都的话与成都的戏”将原汁原味的民间素材与交响乐队直接对置，从而形成一种别具风味的艺术效果，同时此乐章将成都人的两句日常用语“巴适得板”“来，摆下龙门阵嘛”演变为两个音乐动机进行艺术化发展，从而使得作品的表现具有一种新的视角。

写实与写意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写意与写实之分，这与彼此的哲学基础息息相关。如何在交响乐创作中体现东方的美学理念，从而实现交响乐的民族化是历代中国作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崔炳元的作品中，这种追求体现得更为明确。他的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不仅局限于民间音乐旋律的运用和发展的表层，更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念（中层）与美学层面（深层） ，使得作品兼具写意与写实双重特征，是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著名作曲家金湘用“空、虚、散、含、离”高度概括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特征，这也是中国文化写意性在音乐方面的体现。崔炳元的交响乐作品在保持交响乐原有的写实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写意特征得到了有效运用。如作品中时常出现的高音区与低音区远距离的配器，形成了一种在传统配器法被禁用的“中空” （如《盛京故事》 ） ，取得了悠远空旷而又富有神秘感的效果；经常会出现一些调性模糊、乐句以及气息划分不明显的片段，造成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如《成都》中的“青城天下幽”等段落） ，是一种中国音乐特有的“虚”的体现；在旋律发展过程中，一种看似随性而为、不规则的乐句与不规则的段落结构则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展衍特征；一声清脆的琵琶声，左手在余音中轻轻按压琴弦（ “草堂随想”的开始部分） ，或者一声大锣、木鱼等的轻敲形成的袅袅余音，其中蕴含了一种含蓄悠远的美学理念；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结合方面、独奏与合奏的编配方面有意形成的音色分离的效果，产生了一种别样的音色旋律。另外， 《成都》中原汁原味的民间戏曲演唱与交响乐队的结合所形成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更是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离”的特征。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曲家，崔炳元心中有听众、笔下生乾坤，以自己辛勤的创作，用交响乐语言热情讴歌时代风貌、展现英雄人物，为人民奉献了一部部优秀作品，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