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经过近30年的沉淀，冯骥才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浮出水面。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 《三寸金莲》 《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冯骥才说，这是一部写起来很有底气的小说：“这个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一个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是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 ”

新书发布会选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些简陋的后三楼会议室举行。现场写着“欢迎冯先生回家”的欢迎语，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说，如果是人文社老人，大概不会这么写，而是要写成“欢迎大冯回家” 。40年前冯骥才就住在人文社，大家都叫他“大冯” ， 40年后，他选择回到这里举行新长篇的发布会。

冯骥才说：“我的第一部长篇《义和拳》是1977年12月出版的，最近这部长篇也是12月，都在人文社出版。我从事文学是从这座楼里出来，走上了文学之路。我在这座楼里改稿和写稿前后有一年多时间。人文社既是我的文学摇篮，也一直是我的福地。 ”

《单筒望远镜》写作，起源于冯骥才对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可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此窥探，却又充满距离感。 “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沟通，中西方相互不理解。在最早的中西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悲剧式的问题，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有文化的冲突。 《单筒望远镜》则将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了里面。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指出，冯骥才是一个有风格的小说家。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继承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小说传统方面，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家之一。 《单筒望远镜》中，冯骥才在写过去100年的历史事件时，还是从人性出发，回到了人最根本的东西。“看中国这一二百年的历史，冯骥才的思考还是回到了人本身，所以读这部小说时会很感动。到了他这个年龄，个人的文字修养、对语言的驾驭已经非常成熟，他的叙述很沉着。最重要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人的命运，不管是小说里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时，也反映出在当时很复杂的历史变革中呈现出来的人性的纠结、困惑，甚至是挣扎、悲剧。 ”

“正像帕慕克和伊斯坦布尔，我们过50年、 100年再去看伊斯坦布尔，绕不开帕慕克这样一个作家。再过50年、 100年，我们再去看天津，也绕不开冯骥才这样一个作家。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 《单筒望远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命题，从文明探寻的意义上看，它超越了小说，超越了一般的文学的爱恨情愁，虽然是写天津，但是又跨越出天津。

在冯骥才看来，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所以他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在那个时代悲剧中都是可爱的又无辜的悲剧主角，都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他说：“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对人性的关切，以及对历史的反思。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

有人问冯骥才是不是重返文坛了？会不会迎来创作的第二次浪潮？他肯定地回答： “我会重返，重返小说。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需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