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的视角与感受来说，深入胡亮诗学与文化随笔的腹地，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是谨慎地探微知著，一是放胆地揣度破解。前者，需要阅读者储备好足够精良的文化背景，后者则需要阅读者拥有足够体量的想象力。此二者，犹如平原上翔鸟之两翼，失其左，则必然坠入胡亮精心营造的思想迷宫，失其右，则追赶不上胡亮旁逸斜出的秘密幻象。他的新著《虚掩》即为我们带来了智力与想象力的双重考量与精神愉悦。

多年的诗歌文本阅读与诗学理论经典著作阅读的经验告诉我，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或者说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之间的距离，极有可能让一个以诗学论者面相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人，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兼具包容与民主的人。此种包容与民主，既恰切地保留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异质，亦让其间的差异与异质各自散发出应有的光芒，且让彼此收获意料之外的烛照。在胡亮所撰的诸多篇什里，我们即可时时发现此种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互相烛照、互相辉映的包容与民主。也正因如此，胡亮以心血为笔墨予以点批的人与诗、诗与文、文与事、事与史，呈现出多棱镜中的多种折光，时时让阅读者停下翻动的指尖，心中涌荡会心的惬意与淋漓。比如，他在《大江健三郎书店》一文中写道：“布莱克引导我们辨认日常里的神秘，艾略特引导我们辨认自我里的传统，而普里什文则引导我们辨认森林里的伦理——但是或许对我而言，三者都没有马尔克斯重要，因为他引导我辨认变形记里的现实。”再如，在《你是谁，为了谁》一文中，他直截了当地写道，“新诗不仅要在西方性和古典性之间求得一张比例恰好的方，而且要求得千万张这样的方” 。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岑，这个时代“永远的敲钟人”，在其重要作品《彼岸书》中决然地写道：“一个活人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震荡以后，是不可能依然故我的。”在此，我更愿意将此句移至胡亮身上或胡亮的文论之上，并作如下描述：在披览了众多有关大地伦理的（比如他认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关注自然受难、提倡简朴生活的梭罗） 、有关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比如他喜爱有加的普里什文、雅姆与苇岸） 、有关中国古典的（比如他念兹在兹的钟嵘、司空图、王夫之与赵翼）、有关西方经典的（比如他潜心研读的金斯伯格、纳博科夫、加缪与柏拉图）典籍卷帙之后，胡亮的内心必经历了无数次知识美学、思想美学和艺术美学的洗濯与震荡，在他的精神世界深处，也许早已由此三者相融相撞形成了心灵的幽深渊谷，这一充满了时间褶皱与空间沟壑的渊谷，直击黑暗中的星芒，也直指光明中的沉默。

读过胡亮的新著《虚掩》，我想到的是，世界作为一种被言说的状态在它自身的疲惫之中尚未被完全说尽，而那尚未被说尽的东西，或许只能是一个不能愈合的伤口。那么，在胡亮水花四溅的笔底，他试图用“虚掩”的方式勾画出来文人文事，注定要走向众多可言说的不可言说之境。换句话说，他以“虚拟之刀”横切文坛的雄心，他所持有的“一颗诗心，一种虚掩而虚怀的态度”，既必将在观察与诉说的光影中逐渐显形，也必将在意犹未尽的言说中留下遗响与空白，更必将在其“凭此古典之心，采取西洋之蜜，有可能慢慢地——慢慢地——成就一种当代之酿”的远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与不灭的回声。

他在重温了《青年诗人谈诗》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面对的已经不是毛茸茸的现场，而一堆历史性文献，是余温，是回响，以及某种可能性。”他在细数了“诗人之死”给人们带来久久不息的悲伤之后，痛彻肺腑地说：“无论如何，不容否定，生者必须活下去。”他以文史笔法考据了苏小小的接受史后，情不自禁地感叹：“ ‘苏小小’本已沦为泛用的代词，眼看就要变回专用的名词，源头的、狭义的、不可增删和替换的名词。 ”这些慨叹与倾诉，与其说是作为诗人的胡亮在为清澈又混沌的往昔作深情的招魂，不如说是如朗月如繁星的过往一次次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重新在历史拐角处的胡亮身上附体。记得马克斯·韦伯在《准备去看》一诗中写道： “沉默造就了一个圆顶/音乐，语言，都在其中/它的回声，不是现在的一切/伴随着响声和我嗓音的色彩，我将时间一一打包”。我想，在胡亮用“虚掩之功”苦心营造的文学巴别塔，也必会形成一个稳而有力的圆顶，此圆顶之中也必定酝酿着仅属于他自己的寂静雷声与呼啸闪电。这寂静的雷声，是其在俯仰文化史时内心自然生发的敬畏与寻觅；这呼啸的闪电，则是其对反观文化史时因内心激荡而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呼。他最终的野心在于，要以生命高昂的姿势将体内所有关乎时间的雷声与闪电全部“打包”，一如他在另一本随笔著作《窥豹录》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所谓中学西学道术未裂，今人古人诗心相通。指望新诗批评打破学科壁垒，而又不仅是既有工具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