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卫视播出的谍战剧《面具》落下帷幕。播出期间，《面具》35城平均收视1.42、北京地面收视5.73，据北京卫视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具》在北京卫视历年暑期档中堪称最佳，也是北京卫视2018年上半年播出剧目的收视第一。同时，《面具》还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为谍战剧的发展做出了不少创新。为了了解《面具》背后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采访了《面具》的编剧王小枪。

《面具》从一些细节上能感受到一种讲究的精致感。王小枪表示，“故事的结构上，《面具》用了一种比较原始或者说比较完整的创作方法，即很多地方前后呼应，比如名字，剧名‘面具’对应的两个男主人公，两个男主人公的名字分别叫‘春秋’‘战国’，再到剧里人物的构建都是一组组互为对照的，比如女性角色姚兰和赵冬梅相呼应，取自‘梅兰竹菊’ ，还有一正一反的呼应，像高阳和魏一平，包括国共两党等等都是有呼应的，在人物关系搭建上比较完整。很多台词上，包括情节的铺垫，包括时间的设置，比如从腊月初一到年三十，都是比较完整的设置。在实际拍摄环节，剧组和演员也遵循了剧本的创作规律，把剧本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还原了出来。”

这种精致感并非无根之水，它恰恰呼应了人物的心理。 “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团圆的节日。剧中的特务面临的却是别人都在吃年夜饭，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家人，尤其是李春秋。因为电视剧的时间走向是倒计时式的，一集对应的大概是一天，所以离年三十每近一天，他焦虑和压力就大一层，这种心理的力量越大，他离开军统这个组织的心理动力，想和妻儿在一起的愿望就欲强烈。”《面具》强化了过去谍战剧淡化的社会伦理或者家庭伦理的影响，李春秋对家庭特别强烈的向心力，和对敌特组织的反家庭伦理的强烈排斥，导致了他向我方投诚。

在王小枪看来，“好的战争题材作品一定是反战的”。《面具》就是在这一立意的统摄下展开，让和平时期的观众更容易接受。王小枪认为，间谍这一工作其实是反人性的。 “很多史料表明，间谍都是被动地被遴选上的，他们是因为有特殊的才能而被选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感受到无趣，甚至痛苦。但很多谍战剧里的间谍是没有痛苦的。我们看多了那种战无不胜、无所畏惧的间谍，但是间谍只要出一次错，可能就会失去性命。我希望通过这个剧让大家感觉世界还是没有战争更好。”

从《潜伏》开始，谍战剧各种花样翻新，几乎穷尽了各种创新的可能性。但是《面具》却让普通观众眼前一亮，在各种司空见惯的谍战剧模式下，仍能感受到新意和亲切。当年观看《潜伏》的那些年轻人如今也迈入了中年人的行列，因此， 《面具》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与时俱进。过往谍战剧的模式也随着观众心理的变化在改进，让人认同。最关键的就是李春秋这个扣人心弦的中年间谍。

李春秋并非热血青年，而是一个平静生活了十年，每天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中年人。当他接到离开哈尔滨的任务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能带老婆孩子一起走吗？他就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想像个正常人一样，过普通的日子，维护正常的生活伦理，体验正常的人之常情，爱妻子、爱孩子、爱朋友，这与当下的中年男人并无二致。王小枪觉得，这也是个人经验的代入，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想的东西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以前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等到有了孩子，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中年李春秋，既要戴着“面具”执行任务，又要面对生活中因为工作与妻子产生的隔阂，与孩子相处产生的问题。甚至因为任务要离婚再娶，还要保护家人的安全。李春秋的中年危机能够让当代的中年人顺利代入，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换个角度看，家庭在谍战剧里的地位和叙事功用也是逐渐变化的，早期谍战剧里的间谍的单身汉形象较多，慢慢发展到《潜伏》里的假戏真做，后来又发展出像《悬崖》这样的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到了《面具》，已经从形单影只，发展到了“拖家带口”的新模式。

王小枪说，《面具》里绝大多数角色都是中年人，他们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当代中国，当下社会的中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更能感同身受的原因。 “尽管时代变了，现在的中年人也并非剧中的间谍，但是大家面对的工作压力和很快的生活节奏是相似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年人之间是有共鸣的，中年危机是大家能相互理解的。家人、家庭是当代中国观众都能理解的，中国已经和平了很多年，观众可能无法想象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但爱、家庭、和平确是大家都有共鸣的，能够迅速拉近角色和观众的距离，这也是世界通行的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