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我才敢写到他。

不写他，是不想让爱他的人伤心。就如寺庙里的钟，博物馆里的铃，不能轻易敲打。逐渐尘封的切肤之痛，会在唐突的文字中瞬间撕裂，揭开伤疤，谁的心尖都受不了。

不写他，是好像他从未离我而去。手稿上浸着他的汗迹，相册里站着他的身影，文章里涌动他的喘息。凌晨三点，夜鸟啁啾的树梢，他的眼眸还在枝头亮亮闪动，隔窗望来，盯我写作。

我从未梦到他。几十年的兄弟，心存灵犀，冥冥之中，仿佛日夜如影随形，不需要魂牵梦萦。这种恍惚，伴随了我五年，直到今天，老家朋友来了电话，说已给他捡了遗骸，择日再葬。我才确信，他不是渐行渐远，而是彻底离开了。

红水河在我家乡拐了个弯，就像和上苍有了契约，要在这里长出一排排翠竹，繁衍出一个个村庄。我和他的家，中间隔着几个土丘，荆条蒺藜丛中，堆着连绵不绝的坟茔。那一拨出生的孩子，很多成了耕农村夫，身影已被野草淹没。我们几个幸运地走出村庄，成了吃皇粮的干部。那年清明，他从南丹带回来一个女孩，我娶了邻村在县里当教师的姑娘，扫墓恰巧碰在一起，酒便在坟头喝了起来。祖坟碑前，站着亭亭玉立的女人，穿着连衣裙，讲着桂柳话，那是当年村里少有的新鲜风景。两杯下肚，他已是微醺欲醉，咂咂嘴说，有了老婆，我满足了，这辈子夫妻俩在乡里教书，哪也不去啦。

只过三年，他就违约了。他不但进了城，还改了行，当了编辑。

他的失言，来自他的才能，就像斗笠无法盖住刺猬的锋芒，注定要破壳而出。我们一起读小学，上初中，同班同宿，形影不离；后来分头去两个师范读书，又一起回乡教书。我先行一步，到城里扛摄像机，他跟着跑来，和我一起编辑报纸。

那时候，宣传部下属的报社和电视台，分家不分工，活路一起干。混了一年，我终于有了称呼，一个不是官的官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级别，但要管着一帮不知级别为何物的人，可以用鼻腔说话了。

那是一个干云蔽日的黄昏，我把报纸清样摔到他眼前，看看，大如拇指的标题，县长的名字都搞错了，你想死啊？！他赶紧接过，腰身佝偻，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但没说话，转身出门，却撞了花盘，叮当作响。他火急火燎赶乘车站的末班车，去南宁抢改稿件。

我的气还卡在喉咙，部长从窗口探进黑脸，瓮声瓮气地说，明晨四点印报，如果县长有了绰号，你就继续回乡教书。我脸如土色，手足无措，待到司机从乡下赶回，风驰电掣赶往南宁，印刷厂黑灯瞎火，早已关门。我无法联系他，那时没有手机和寻呼机，进入城市，人就成了沧海一粟，了无踪迹，我陷入绝望。司机提醒说，他经常去共和路爱民旅社，六块钱一晚的住宿费。我跑到电话亭，那边回话，他没来住宿。我耷拉脑袋，暗无天日地回到印刷厂，继续蹲守。霓虹闪烁，诡谲朦胧，花圃里有人探出脑袋，嘎嘎笑了，说我就知道领导会来，还会连夜盯着，逮住第一个上班的人，阻止印刷报纸。我定睛细看，火气嗖地蹿起，大声斥骂，你死哪去了！他趔趄向前，酒气铺天盖地，饱嗝接二连三，却一脸谄笑地说，报告首长，我找到印刷厂厂长家门，拉到南湖公园喝酒，他命令工人凌晨三点上班，重上胶版，四点印刷，误不了明天正常出报。不就是50块钱的加班费吗，多大点事啊，切！

都说书生愚钝，他却另类，脑瓜泛活。我是冲着事去办事，他是冲着管事的人去整事，轻描淡写就化解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后来他调去人事局，又到组织部，再到政府办，又去乡镇当了党委书记。长年担任基层领导的朋友给我电话，忧心忡忡，说整日埋头写文章，突然去主政一方，上了纸糊的花轿，他会跌得焦头烂额。我却丝毫不担心，我的信任来自他的聪明。这就如单个文字，孤立无援，形单影只，怎么看都呆如顽石；但他能把文字有序排列，平仄对仗，弄出惊艳的诗歌。他的智慧来自书本，书本又源自生活，他的才能融入广袤天地，自然风生水起。

果不其然，一年之后，他的乡镇破天荒拿到全县绩效考评一等奖，他的先进事迹见诸报端，电视也有了音像。他一直在写别人，现在轮到别人写他，像是一个完美的轮回。

我们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我在市里忙碌生计，又交流去了外县，春节清明才能喝上一两回酒。我们杯盏交错，胡聊乱侃。每次辞别，他送我，又像我送他，相互搀扶，一直纠缠到村头。我两眼迷离，双手抱拳说，兄弟，来日方长。

他脸面削瘦，络腮胡子，低领的胸口露出一撮粗毛，绝对是一身恶相。我脸上多肉，又戴眼镜，看起来更像斯文。再高明的大师给我们看相，肯定会砸了招牌，俩人性格几乎对调，完全南辕北辙。我声如锣鼓，生性胆大，200多斤的年猪被我摁到硬地，一刀捅进，鲜血溅了一身。他却不敢直目，别过脸去，嘴上对我奚落，你这人，长着弹钢琴的手，却抓了屠刀，残忍。

他悲天悯人，对村民愁肠百结，嘘寒问暖；但他从不怜悯自己，耸动削瘦的肩膀，披星戴月，夜以继日，穿梭于田间地头，为他的乡镇殚精竭虑。

五年前一个漆黑夜晚，我从南丹赶回家乡，和他一起去江南吊唁逝世的老领导。返回时，路过家门他没进，说要赶回乡里，明早带人下村，抢修五保户倒塌的房子，还邀请我到乡里过夜叙旧。我哈哈大笑，说您酒量不到我的一个零头，拿什么叙旧？他重重咳了几声，拳头捶胸，说心头经常绞痛，好长时间不喝酒了。我甩手说，算啦，我会去乡里看你，来日方长。

谁知这声来日方长，竟然成了永别。

我在南丹炸封矿窿，轰天震地，并未觉察频频打来的电话。待到四周静寂，我手机跌地，硝烟弥漫中泪流满面。短信报丧，他已过世。

任何的撕心裂肺，都来自晴天惊雷，在我心里炸出一个大坑，无法愈合。灵幡飘摇，鞭炮孤鸣，他微微笑着的脸，就在袅袅香火中浮着；他的呼吸，仿佛还在空中游动，丝丝缕缕，漫进我的耳膜。十几个文友在棺木旁枯坐，为他守灵。不敢相信，昨天还在田间组织村民种甘蔗，夜晚回到乡府，他只说胸口有点闷，今早发现，卫生间的灯一宿未熄，他直直躺着，水哗哗流满一地。早已发觉心脏有了问题，县医院的表哥约好了省城的大医院，他却一拖再拖。在众人扼腕喟叹中，我木然坐着，嘴里吐出三个字：他该死。

众人惊愕，眼光剜着我，甚至有了愤怒。一个老编辑把烟掐了，抬起头来，眼眶潮湿，他说对，不珍惜身体的人，该死。

悲痛欲绝的心情，偏要用咒骂的语言说出，犹如针扎，让人心底战栗。夜猫哀嚎，鼠儿心悸，在房梁上惊慌奔走。好长一阵，没人说话，但都潸然泪下。在他遗像旁，我题写了一幅挽联：“四旬心血磨砺才茂志兴，一生风雨铸就德高品馨。”

来日方长，到底有多长？我跟他说的最后这句话，到阴阳两隔，只有11天。这在漫长人生中，犹如尘埃里的沙粒，细微到几乎不可入眼。生命的脆弱，就如手捧易碎的玻璃，谁也无法料想，说不定哪一天，甚至一杯茶时间，就会哗啦落地。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自我安慰，攥在手里很牢固的心愿，却转眼间灰飞烟灭，无力回天。如今，他兑现了承诺，埋进了当年扫墓的坟岗，坚守家乡。而我至今不敢涉足他治下的乡里，就如一个羞愧之人，没有胆量去赴这场决绝的心灵之约。

追忆他的音像和文字，纷纷再上媒体，在我眼里，已是一片灰暗朦胧。人民网、《南国早报》《河池日报》等连续刊发，大化县委发文，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向他学习。这些文字，在我心里，却激不起一丝涟漪，灵魂深处情同手足的兄弟，任何浓墨重彩的文字描述，都无法企及。

潮打空城寂寞回，鹰击苍天孤独归。他40年的生命，犹如瘦瘦灯盏，在我的黑夜里荧荧发光，深刻隽永。

我的书桌，摆着上个世纪末期的一本杂志。他的轻声细语，就在字里行间弥漫。犹如古朴沉稳的石磨，缓缓转动，弄不出震耳声响。但他精雕细琢的文章，犹如温火慢炖，令人回味无穷。他的诗歌全国获奖，散文省刊发表，用词又狠又准，三言两语就能剔到骨头，让人过目铭记。如此才学，来自他的淡定和耐心。

二十年前，我弄了个小说，迫不及待投了出去，连续不断收到退稿，心情灰暗如枯井，再也挤不出一滴活水。他在旁边看着，转身下楼，走进菜地，把我的底稿拾起，默默走了。次日清晨，他敲开我的房门，递来几百页字迹工整的手稿。他帮我改了题目，调了章节，润了词语，一万多字的小说，一字一句地抄写，通宵达旦。那时我心烦意躁，驱逐苍蝇一样把他轰出门，他一脸落寞，也不说话，垂头走了。谁能想到，他偷偷帮我投稿，两个月后，小说在广东《南叶》杂志发表，天津一家选刊转载，两人喜极而泣，用稿费在中谷饭店连干了两瓶二锅头。我抱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为什么不署上你的名字？他的胡茬挂满酒珠，一片泛亮，两眼灼灼地说，写文章又不是找人打架，用得着摆上那么多作者？

他的真诚，使我的浮躁一点一滴地收敛，直达心静如镜。就如乡间夜行之人，拾到电筒，有了穿过田埂的光亮。

北海一个作家来访，问我写得最好的小说是哪一篇？我把泛黄的杂志打开，指了一下。他瞅了半天，满脸疑惑地说，据我所知，《校园里的桃色新闻》并不是您最好的小说呀。

是我最好的兄弟帮弄的。

他是谁？

我的乡党，名叫覃恒。

我想见他。

来日方长，啊不，已无来日，他走了。（展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