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属于典型的陇东黄土高原。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童年经历了吃不饱饭、穿着破烂、山路难行、吃水困难、生活异常窘迫的苦难岁月。土地承包到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乡，农民已不是原来的农民。“五一”长假，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探亲，使我恍若隔世，做梦一般!这就是我的陇东老家吗，像城市却没有过多的高楼大厦，说是乡村，却分明不像原来的乡村。因为昔日的破旧窑洞早已不复存在，村民全部住的是宽敞漂亮的小楼房、非常讲究的四合院，门前是宽畅的水泥路，文化广场设施完备，乡村文化活动一场接一场，村民穿着打扮和精神风貌不比城里人差，整个村庄绿树环绕，景色宜人，美不胜收。

也许我的思维一直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吧，挨个串门后，我惊奇地发现：乡亲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的几样东西也越来越 “小”了。

粮囤变小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笔者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窑洞里摆放着一行用荆条编织、能装十多石粮食的“大条囤”。经历了“把人饿坏了”的年月，村民富不富，主要看存贮的粮食多不多。姑娘相亲，主要看男方家里存粮多不多，粮囤满不满，若粮囤冒尖，媳妇就会顺利地娶到家，如果家里没多少存粮，免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放开，村民观念转变，不再单一种粮，而是栽烤烟、务果园，育树苗、种药材，搞多种经营，啥能赚钱就种啥。后来村民将土地入股，加入专业合作社，集体经营，挣钱的门路多了，乡亲们腰包鼓了。市场上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缺粮户随时可以去购买，也不囤积了。即使种粮户，仅留够当年吃用，剩余的交给当地粮食银行贮存。农户家里的粮囤越来越小，他们再也不为贮粮困难、发霉变质、鼠咬虫蛀而犯愁了!

水缸变小了。童年时家乡山大沟深，吃水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家家户户备着二至三个大水缸蓄水。每天早上，村民小心翼翼走着盘山羊肠小道，下到深沟担水。一到周末，我们娃娃一直干着抬水的活，直至将家里的几个大水缸蓄满水，够一家人吃上一周。遇上下雨下雪，接雨水、消雪水吃就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农民生活水准提高了，村民先是打小电井、小高抽供水，抽上来的水不是混浊，要么就经常停电，麻达耍个不停。2000年以后，各级政府实施“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将水龙头安装在农户的锅台、洗面台上，水清了、用起来方便了，从此停水停电的事也很少了。乡亲们吃水有了保障，原来蓄水的大瓷缸、大水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了当地民俗博物馆的乡愁记忆，多数村民家里备用的小水缸几乎成了摆设，没多少用处了。

腌菜缸变小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象中每到深秋季节，家乡无论人口多少，家家都买来一至三个能装一百公斤左右的瓷缸腌酸菜。那时腌菜，不讲究什么口味，妇女将萝卜、白菜叶摘净，往开水锅里一焯，再用冷水凉冷，然后压一层菜撒一把盐，缸满了，上面压上十几公斤的青石，要腌上几大缸，够一家人过冬食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尤其到了冬季，县上在沿川建起万亩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出产的各种时鲜蔬菜应有尽有，满足供应，家乡人口味高了，渐渐地不再腌酸菜了，即使腌菜，也都换成了很小的白瓷罐子，无非就是腌少许虎皮辣子、糖醋蒜等，谁还稀罕那些盐味重、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的腌菜。

饭桌上的碗碟越来越小了。我的童年时期，吃粮紧张、穿衣紧张。印象中，农户吃饭时都用的是粗瓷大碗，不但油水很少，平时连蒸馍都吃不上，即使偶尔有，多半都是少量的高粱面窝窝(也称铜锤)，味涩瓷实，难以下咽。顿顿烧的是玉米糁子糊糊，一家人围坐一起，稀溜溜，每人一喝就是三四大碗，一大盘酸菜全家吃，也不抵饿。那时候，社员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奇大，吃得多，还经常饿肚子。包产到户后，家乡人逐渐富裕了，农民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碗碟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先是大碗碟，后来换成中型碗碟，现在全部换成了精致细腻、带着花儿、档次非常高的小碗碟。因为现在的家乡人干的活轻了，吃得精细了，开始讲究营养结构了，再也不为吃不饱肚子犯愁了。

做饭锅灶变小了。过去在我们村，一家子少则七八口，多则十七八口人，普遍盘的是大锅大灶、家家留着做饭的妇女，没煤烧，烧的都是从地里搂回的秸秆，浓烟滚滚，烟熏火燎，做饭备受煎熬。她们早上六点起床，天天用大铁锅蒸一至二锅馍馍，中午还要擀面条，因为火候赶不上，按时吃不上饭，经常挨骂受气。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商贸流通搞活，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农村三世同堂的家庭虽然多，但乡村人口逐渐减少，农民搬进新住宅后，彻底放弃了大锅大灶，开始盘通风好、火力硬、省煤省柴的小型节能灶，后来用上了液化气、沼气灶。现在不少家庭又开始用上了节能环保的电炊器具。他们说，现在家里人少，做饭太方便，吃的越来越好了，这日子好的没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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