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离开了我们村，进城来谋生。父亲对我的选择忧心忡忡。刚进城来那会儿，父亲都要准时叫醒我，说该去上班了。早点有时是煮得软糯的红豆和阴包谷，有时是稀饭，有时是面条。那时我整宿失眠，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四十岁重新选择就业，除了迫不得已，就是失落。我们村很多人都失业了，其中也包括我。其实我们村并不需要一个从虚空里捕捉词语的人，闪烁着金属光泽的煤炭从村里一车车运出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钱，那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换成人民币的硬通货。把铅字变成人民币，我们村真没有这个传统。

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狭窄的巷道，习惯了让人提心吊胆的高压电、水、瓦斯和粉尘。我也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早上从镇上出发，晚上从村里回到小镇。但是，最后在村里的两三年，我的心里已经生长出了一片令人窒息的荒芜。

刚进城来那段时间，早上，父亲都做好简单的早点，晚上，等着我吃饭。有时朋友约了小聚，我看着父亲的电话号码心里就发怵，听筒那头，苍老的、担忧的、混合着怒其不争的气息，会一把将我攫住。没应酬的时候，我一下班就钻进卧室，我实在是太困了，睡一个回笼觉。床头是一摞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天看一本的速度，我觉得我在村里浪费了太多光阴，那些支离破碎的想法和感悟，我得立即让它们凝固在一起。我试图构建一个只属于我的思想或艺术体系。

父亲还是担心我不靠谱的新职业。他有时到卧室门口，见灯开着门开着，他说，少看书，去广场走一走，要注意身体。我支吾着，合上书，眯一会儿，又继续回到那些晦涩几近虚无的世界。父亲是勤快了一辈子的人，年轻时候在井下摸爬滚打，临近退休那几年，他的主要工作是铲起公路边从货车上洒落的煤，将它们送到锅炉里去。他靠黑色的、沉重的煤炭，养活了三个儿女，并给他们在煤矿或煤炭系统找到了工作，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能有什么不好呢。十八年前，我同样躺在矿区那张小床上，用三天三夜的时间看完了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时学的是林业，所有的林业局，林业站，都对一个向往新生活的年轻人关上了门。我已经毕业半年了，像一个找不到婆家的大龄女青年，心里是迷茫和空荡。矿区有个小学校，大家都对我说，要不，就暂时在学校里教教书吧。我最后悔的是在最不应该的年龄读了《平凡的世界》，能有什么不好呢？有份工作可做，有碗饭吃。

至此，我就没再踏出被我称为我们村的那个矿区。

城市已经发生了剧变，二十年前的庄稼地已经生长出了一片崭新的楼房。从我们村隐藏在美奂山背后的生活区出发，经环城北路到环西路交叉口，岁月已经把小城变成了另一座更大的小城，高大魁梧的东山还屹立在城边。六年前父亲送我出过一次门，其实他只送到小区门口，一抬头就看见这座山。父亲对我的选择同样愤懑，丢下工作，义无反顾选择去学什么写作。我实在开不了口对父亲炫耀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这是大多数作家的殊荣。

在小区门口，父亲从兜里摸出一叠钱，递给我，他说，既然要去，就好好学，天气冷要注意身体！我鼻子酸酸，打了个车。车开出去很远，还看见父亲在小区门口徘徊。如果时光可以回转，我应该收下父亲递给我的钱。

在父亲面前，我永远只是让他想象破灭了的，没有结成一只大瓜的小儿子。

二十多年前高中毕业，我在东山寺里抽了一只下下签。当时我不信命啊，年龄少长，慢慢开始相信了。比如人和人的起点，都饱含着命，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抵达别人的起点。这就是命。远处是没有变的东山，近处是又陌生又熟悉的小城。虽然我的户口也在这座小城，可我裤腿上还没褪干净的泥巴，让我觉得自己那一身泥土和瓦斯气息，都泄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镜子里那块又圆又肥大的脸，不再清澈的眼睛，让我觉得陌生。连同这条刚刚修建完工的环西路，也是陌生的。纠结了我二十年的一个身份问题，还不时地冒出来。就像我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教师还是工人，当我在煤矿当上安全科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作家还是科长。现在，我是什么呢？有的路长得足矣穿过城市，有的岁月，未必就能穿过你的人生。

现在，我又出门了，路走得越远，越理解父亲。并觉得当年他那样选择并没有什么错，其实他更多的是没法选择，他顺从命运的召唤，尽了最大的努力穿过了他的人生。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我独自穿过环西路。山间飘着琐碎的浮云，高大耸立的烟囱立在月牙湖畔，过往真如云烟。有的景物变了，有的景物还没变。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承认了他的渺小和无知，他想放下自以为是的虚幻，重新穿过他的生活，就像他每天清晨穿过环西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