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位好朋友，从他们与我的交往开始，一直到他们先后谢世，几十年，我们从未见过一面。但是，我们在心里都相互藏着对方，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好朋友。

（一）

先说陈金生先生吧。先生祖籍涟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两年。随后调中华书局哲学室，后升任主任。1981年12月，我在隆回六中，突然有人送来一封信，从北京中华书局来的。拆开一看，内容如下：

“易重廉同志：我在《求索》第三期上看到大作《〈天问〉释义》，觉得你在文字训诂之学上颇有根底，适合作一些古籍整理（标点、校勘、注释等）的工作……我是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的负责人。中华书局是一个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机构，很希望物色一些这方面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我写此信的主要目的。”

落款处书“陈金生”三字。这个名字，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文革”以来，中国文化抛荒了很长时间。故 “文革”结束，中国各级社会科研院所均纷纷招募科研人员。先生来信，“主要目的”也在这里。作为一个出身不好、文凭很低的农村中学老师，有机会跳出“农门”，走进北京，我哪有不高兴到忘乎所以的？

信的后面又说：“不知你此外还写过一些文章或著作（么），是否可寄来一读。如果愿意的话，可否同时对你的情况（年龄、健康状况、婚姻及家庭人口状况、职业、业余爱好与专长等）作一点自我介绍……”

如此详细地要我作“自我介绍”，先生好像已经下了非把我调入中华书局的决心。可惜《〈天问〉释义》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所谓“处女作”。尽管先生欣赏有加，毕竟孤文单篇，过于无助。先生问及我“还写过一些”什么？我心中着实不安。所幸1982年2月，我的《〈屈原列传〉疏释》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紧接着，即1982年第四期《文学遗产》推出了我的《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所谓数学观念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于是，先生为把我调进中华书局东奔西走，干劲倍增，显出很有信心的样子。可当时外地人员进京的门坎太多、太高，浑身解数使尽，半点希望也无，精疲力竭后，先生长叹一声，几乎瘫倒，精神再也提不起来了……最后，以我的主动放弃了事。

后来，先生寄来《老子校释》一部，朱谦之撰，中华书局出版。书非出先生之手，但传递的却完全是先生对我这个朋友的深深的遗憾和款款的慰藉。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我知足了。

1989年9月，邵阳市主办湖南省屈原学术研讨会，我以为这可能是我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教益的大好机会，便征得大会组委会同意，盛邀先生拨冗回湘一聚。讵料先生早已商妥携眷赴新加坡讲学的时间安排与省屈原学术研讨会会议完全相冲，莫可奈何，最后，也只好以先生的主动放弃了事。

转眼十多年，为了拙著《屈原综论》的出版，好友初旭去中华书局活动。我知道了，请初旭代我前去看望先生。但特别叮嘱，别提出书的事，以免先生操心。初旭回邵，告诉我说：“先生卧病多年，不醒人事已久，去也无用，就不去了！”

天呀！怎么能不去呢？先生如此，不登门看望，怎么过意得去？不久，先生走了。机失交臂，缘悭一面，伤哉！痛哉！

（二）

下面写陈早春先生。先生祖籍隆回，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升任社长兼总编辑。

金生先生“认识”我，是见了我发表在《求索》上的一篇论文。早春先生的故家是我教书的地方，他“认识”我，大半可能是从亲友的嘴巴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吧。

果然，1983年1月，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是这样写的：“易重廉同志：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从孙济中处听到过你的一些情况……本拟前来六中探望，可你已他调，未能如愿。”

孙先生是早春先生内弟，离我教书的六中不远，也教书。我来六中，有消息透露，本是“隔离审查，等待处理”的。早春先生在北京工作几十年，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哪样的刀光血影他没见到过？他的政治眼光，一点点风沙尘埃就可以被迷住吗？他同时也是一位学者，研究鲁迅，研究冯雪峰。一个人云亦云、孔步亦步的跟屁虫，他能成为国内外首屈一指的“冯学”大家吗？郭沫若就是“杜荃”，他坚持讲到胡乔木同意认可，这又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毅力与胆识呀？在早春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

忘了是哪一封信，早春先生曾鼓励我学点鲁迅，写点鲁迅。1996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鲁迅小说的人物姓名》，就是我的“大作”。早春先生看了，写了两句话：“发现问题很新鲜，出手为文太拘谨。”说到点子上了。

邵阳搞《邵阳文库》，我提出给早春先生出文集。有朋友告诉我：“大家要他写点回忆录，他不愿意。说是每个人都写回忆录，将来这世界还装得下？”谦和与过去一样。如果这句话是早春说的，那么，这就是我间接听到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前些日子，在《邵阳日报》上读到刘仁文先生的一篇文章《缅怀陈早春先生》。我知道，先生驾鹤西去了！

百年生命早晚间，千古事业春秋里。早春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