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

五月四日這個曾經在中國近代史代表了中國從封建宗法專制走向現代化文明象徵的日子,似乎被當今社會急速的生活步伐所淹沒。中國大陸近年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天翻地覆的改變了中國落後的城市及基礎建設,大量的農民湧進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而新建的大城市如深圳也成了流動人口的集散地。原來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已經回歸中國,昔日的中國近代政治動盪所引起的難民已經成為香港的原居民,而面對從大陸的新移民更加深了香港作為歷史的東方明珠的焦慮。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最為人知的莫過於年輕大學生高呼要打倒的“孔家店”,莫過於年輕大學生所高呼要擁抱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所謂的“孔家店”,是貶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在意識形態上統治中國社會二千多年的西周封建宗法制度,而在中國傳統社會美其名為定於一尊的儒家思想。在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前,春秋戰國是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春秋戰國雖是政治處於一個戰火連天的時期,但思想的空間是空前自由的。因此有要回歸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的孔子,其“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之語,有莊子的“聖王不死,大盜不止”完全相反的無政府思想的萌芽,還有墨子的近乎西方民主思想的“兼愛”學說,也有更具西方法治精神的法家思想。集法家大成的韓非曾尖銳的批評孔子不合乎社會發展的儒家思想,但歷史是如此的喜歡開玩笑,想不到一個一統天下的漢王朝,為了統一政治意識形態,罷百家而獨尊儒術。其實,就是說漢武帝接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有其鞏固漢王朝的統治的政治目的,從此慢慢形成的科舉考試制度,不單是扼殺了神州大地的思想開放,更是宋明以來四書五經作為晉升的唯一科書所形成的官本位意識,二千多年前區區一萬字的《論語》竟然被宋朝的趙普自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笑話。當大清王朝壽終正寢,科舉制度煙消雲散,北大的現代青年學子要“打倒孔家店”,是自然不過的事。

那麼,用什麼來替代這個自大漢王朝以來作為晉身政治精英階層的儒術呢?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在這塊古老的文明大地一早就爭論不休。鴉片戰爭總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辱國事件,但也有史學家認為,是中華民族三千年來一個沉睡文明跟西方充滿活力文明的碰撞中一個大醒覺。兩次鴉片戰爭後曾經有過三十年的洋務運動,有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所謂的“中學為體”,指的是以儒家的綱常名教作為國家社會文化的根本,“西學為用”是採用西方的科學技術,效仿西方的政制;這也就是年輕大學生要擁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只不過腐朽的大清王朝再也經不起歷史浪潮的淘沙,因為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克己復禮為仁”,依然慣性的有它的擁護者;但所謂“禮”早已經面目全非,“仁”則連國學大師都要不停的重新尋找定義。以《禮記》大學篇的三綱八目“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只剩下空頭口號。也難怪激進的大學生要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了。

日本的明治維新,代表了深受中國傳統定於一尊的儒家思想影響的島國文明,接受“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成功經驗。而在儒家思想的本土,君主立憲及法治卻沒有獲得大清帝國政治精英的支持,因此也斷送了大清王朝的性命。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於以少勝多的日本海軍,就是敗在政治制度上,即便把歐洲列強的“賽先生”全搬到中國來也無濟於事。事實上,大清帝國君主立憲的失敗並非神州大地“專利”,遠在歐洲的法蘭西,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初期,也曾經試圖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法國但沒有成功。歷史的巨輪有它自己慢慢向前邁進的邏輯,能夠挽救大清帝國命運的時機瞬間即逝,一個走向西方共和政制的時代正悄悄的來到。

五四運動當然指的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後來演變為老百姓也參與的罷課、罷工和對抗北洋政府的多形式暴力行動,歷時只一個多月。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巴黎舉行的凡爾賽和約歐美列強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引發了以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遊行。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九一五年開始的中國知識精英及北京高校學生反思及批判儒家意識形態的傳統,進一步探索共和國自強的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從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失敗,開始質疑以儒家為主軸的專制政治傳統對新誕生共和國的影響,認為要進一步徹底放棄“中學為體”,即需得全盤的西化,只有“賽先生”不夠,還得要“德先生”。後來一部分的知識份子和學生又從追求“德先生”,演變成追求馬克思主義,於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並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奪取政權。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大肆破壞傳統,可以說從精神上依然是五四運動的延續。從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由三千年儒家專制政治解放出來的炎黃子孫,在自卑和浮躁的心態中尋找定位。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是對傳統的自我否定,我們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嗎?今年是五四運動的百年祭,似乎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似乎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思考。

陳增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