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是用过去时态讲故事的记者，记者是用现在时态讲故事的史家。历史需要记录，史家的过去时态记录显然不如记者的现在时态记录来得丰满充实。自然界变化莫测，社会纷乱复杂，许多场合也还是需要记者带着理想主义者的热情甚至冒险主义者的勇气去观察，去发现，去记录，去报道，甚至去修正。
前年初夏，金城江遭遇大风冰雹天气，彼时正是晚间，撞击呼啸碎裂之声不绝于耳，躲在家中都怕墙壁太薄，但《河池日报》仍有记者在那个“下刀”的暗夜外出采访，报道灾情。至于偏远山区、灾难现场之类“现实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外勤记者则“趋”之唯恐不及。许多事件眉目不清，许多现场难于到达，许多材料真假莫辨，许多人士拒绝采访……倘若不是认为自己的文字照片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记者还会不辞辛苦吗？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因为握有话语权，记者曾被视为精英职业，戴着“神圣”的光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地方舆论监督的弱化也让人们对记者的“高期待值”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侵蚀。地位不如前，传媒格局的变化还给记者的“钱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几年，记者离职已不新鲜，但仍有记者选择坚守。的确，到人人都是记者的时候，再强调某人是记者恐怕就没多少意义了，然而这样的“时候”还远没有到，也许永远不会到。
我的报上署名从未加冕“本报记者”，但写作的甘苦我还是体尝过的。我曾在冷水浇身的一刻想出了个还算不错的标题。只可惜这样的灵光甚少出现，为了构思稿件而劳神苦思、夜不能寐的情况倒是偶尔有之。为了不让稿件“谋杀睡眠”，我只好努力在睡前“谋杀稿件”，即便没法写完也要打好草稿，或者列好提纲。
前些日子，某地下文要求境内媒体“加强舆论监督”，有论者直言是“一些地方已经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加强舆论监督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但如果记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甚至犬儒主义者，“加强舆论监督”怕是要落空的——这样的局面，于国于民皆非利好。
幸好，记者还在，记者中的理想主义情怀也还没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