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过了六旬,程小莹依旧挺拔,一百八十几的身高,仿佛未曾受过时间的压一样。这是一个安静的人,谈天时,抽着烟,不忘递给你一根,谈得高兴,他会用手往后使劲地拢梳一下头发,再抛一根烟给你。多少年以来,他头发的长度未曾变过,一直都是可以被风吹乱的那个样子。这个细节,我始终记得,就像他的小说一样,都以细节取胜。

秦海花使饭铲,盛半碗冷饭,开水淘饭,第一潽开水,滗干;再倒一潽开水。饭就有了热气。一夜天,热得结棍。饭还是有点馊气味道。吃过泡饭,秦海花顺手到水斗洗了饭碗。

——摘自长篇小说《女工》,第二页

在长篇小说《女工》,程小莹开篇写了一样食物——泡饭,说是女主秦海花一早起来,准备去参加厂里的“砸锭”。所谓砸锭,就是把纺织厂车间里的锭子全部砸了,工厂停工,工人下岗,工人的身份结束了。这样堪称“悲惨”的重大事件,并没有改变女工秦海花的日常生活,照旧还是要吃一碗泡饭,可见日常生活的习惯力量。

开水泡饭,是上海人熟悉的食物,作早饭吃,有历史。现在也有泡饭,不像以前,是用剩下的冷饭,作为正餐。如今的泡饭,是特别制作,作为餐后主食的选项之一。如此一来,自然就多了一份刻意,少了一份自在。程小莹写得很熟练,寥寥几个字,就招来了生活气息和历史年代感。一是小说家捕捉生活细节和写成小说细节的功力,二是他对这样食物的记忆很是深刻,过往的生活细节历历在目。经历岁月摩挲,更为扼要而醇厚了。这便是阅历的强大。

方言的魅力,在于日常使用,并成为思维习惯。人是用语言进行思考的,用语言表达思考结果。方言区的写作者和日常使用所谓普通话的写作者,在语言方面天然具有劣势。无论后天如何努力,要把京味写得跟老舍和王朔一样溜,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好的文学,总是和记忆绑在一起的,沈从文的早年湘西记忆,是他写《边城》和《湘行散记》的素材。

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孔乙己和社戏,也离不开少时记忆。

老舍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老北京的遗老遗少,莫不如是。它不断在消耗能源,加热;人是鲜活的——男人像荤菜,女人像素菜,荤素搭配着进入锅里,男女调和着形成各种各样的纠结,像上海菜里的百叶结……

工厂就是这样,搅合着各种形状的结头,做各种各样的产物,汤汤水水,和着高温,粉尘、棉絮,是料作和杂碎。

对于程小莹来说,工厂就是这样,时候是一只大火锅,如引文细节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记忆,个人视角下的集体经验,也是集体记忆,只不过在程小莹的笔下,这种集体经验显得个性化,但依然还是集体经验,既具象化又抽象化的一种工厂定义。

保存记忆就是文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或者是私人记忆,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

关于上海建国后的工厂和工人历史,和与此相应的文学图谱,程小莹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一如他的多篇小说呈现的那样,他记录的是温情细节。

在程小莹的笔下,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90年代,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

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显然,他是有工厂情节的,或者进一步说,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上海爷叔,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身体的眷恋,和心理的眷恋。

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越发醇厚,也越发干净,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甚至对伤痛还有所舒缓和修复,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

他们的青春年少,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梦想,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统统与工厂有关,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们扎堆的地方,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发烧,即使在多年以后,不再年轻,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风流依旧漫过心头。

这份单纯的情感记忆,就是《女红》传达出的第二层记忆——私人记忆。

小说里有个比喻,在工厂,男人像一只螺栓,旋入一只螺孔里;女人像一只螺母,旋在一只螺栓上。当然,那只螺栓或螺母,旋在那儿,即使生锈,也仍然是生动的。同食物记忆相比,螺栓和螺母的记忆更为私人,也更为生动。附着于时代之外的情愫,无论那个年代,都有相同的部分,这大概也算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之一。区别在于,不同的年代里,让螺栓旋入螺母的方式和程度,也有不同。赤裸裸和羞答答,在螺栓与螺母相遇时,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显然非常有趣。

集体记忆,为的是这座城市,私人记忆,为的是舒缓自己,与纺织女工有关的记忆,彼此交融,也相互冲撞和纠缠,像我这样不曾见过纺织厂风光和纺织女工们发光的人,都会被这本小说迷住。

我开始相信,那些有过纺织生活的人们,比如当年的男人们,当年在工厂里捉弄青年男工的女工们,如果能读到这本书,将会怎样泪流满面,甚至放声大哭。这是文学的魅力,更是生活本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