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兴

一、清代对鄂伦春族的统治

17世纪初,建州女真崛起于我国的东北地区。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政权(史称“后金”)。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和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继续进行统一黑龙江流域的事业。他曾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这一地区的各民族曾先后向后金政权“贡纳”貂皮等特产。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其后的第五年,即1640年便将这里的“索伦部”居民“分编为八牛录(佐)”。鄂伦春人便属于“索伦部”中的一部分。1641年(崇德六年)皇太极平定黑龙江上游乌鲁苏城的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的叛乱,完全统一了黑龙江流域。1642年(崇德七年),皇太极在至书明崇祯皇帝时说:“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额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所谓“使鹿之邦”便包括了鄂伦春族。鄂伦春族纳入了清的统治范围,这对于祖国的统一、边防的巩固和鄂伦春族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朝初期,于1662年(康熙元年)将宁古塔昂邦章京改为宁古塔将军,负责统辖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尼布楚和库页岛等整个东北边疆,以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抵抗沙皇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1669年(康熙八年),在宁古塔将军之下设立“布特哈八旗”,负责统一管辖分布在黑龙江上、中游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人。“布特哈”即满语“打牲”的意思。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记载:“盖布特哈为打牲部落之总称,故东北数千里内,处山野业采捕者悉隶之”。它所管辖的除了鄂伦春以外,还包括鄂温克、达斡尔等以渔猎为生的民族。“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查之地……故布特哈旧日所辖之地最广,与各城本无一定之界”。可见,它所管辖的范围是相当广大的。“布特哈八旗”是按照八旗制度设置,“佐”为它的基层单位。它以从事生产、对国家承担经济义务为主,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军事后备力量而编制和训练的居民。正如《朔方备乘》所说:“自康熙以来,编旗给糈,训以纪律,平时自应其役,军兴皆听调拨,往往以勇猛敢战,取翠翎珊顶及巴图鲁名号如寄,此海内所以称劲旅也”。可见他们在负担封建的经济贡纳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发挥重要作用,是抗击沙皇俄国侵略,保卫祖国东北边疆的一支劲旅。鄂伦春族被纳入布特哈八旗,在其发展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分散游猎的各个部落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强了本民族内部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古老的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

为了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又从原来统辖吉林、黑龙江的宁古塔将军中析出黑龙江将军,专辖黑龙江地方。任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将军之下设立八城,分设副都统、总管等管辖,各城“以次设额定为经制之兵。号八部落,亦号八围”。鄂伦春族隶属于八城之一的布特哈总管衙门,或称打牲总管衙门。鄂伦春兵就是黑龙江“八部落”中的一支劲旅。

清廷对于鄂伦春族具体的统治形式,据记载是“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官员五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人先期毕来,奉命维谨,过此则深居不可纵迹矣”。“摩凌阿”是“骑马”的意思,“雅发罕”是“步行”的意思。

可见,摩凌阿鄂伦春是被编入八旗充当骑兵的鄂伦春人,雅发罕鄂伦春人即广大猎户。这两部分的鄂伦春人均受布特哈总管衙门的统治,在布特哈总管衙门之下分东、西布特哈。东、西布特哈以嫩江为界,嫩江以东为东布特哈,以西为西布特哈。西布特哈之下分四路六佐,即库马尔路,下设三佐;阿里路,下设一佐;多普库尔路,下设一佐;托河路,下设一佐。东布特哈之下有毕拉尔路,下设二佐。

鄂伦春人对清王朝承担贡纳貂皮和服兵役两大义务。编入八旗兵的壮丁要在每年春秋集中于布特哈总管衙门进行军事训练,并承担从征打仗的义务。“鄂伦春未入兴安城前,岁于三月间,由将军派协领往会布特哈总管,阅视枪操,犒银千两”。这些壮丁并不脱离生产,而是一边从事狩猎,一边承担兵役。“索伦、达呼尔、俄伦春诸部,编旗披甲,率皆土著已久,专以捕猎为生,春秋会操而外,散归屯野,各营谋食之路,揆厥情形,犹三代寓兵于农之意”。

布特哈总管衙门存在二百来年,一直到1882年(光绪八年)才废止。废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时布特哈总管衙门官员对于鄂伦春人实行残酷的剥削,引起了鄂伦春人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所捕貂皮辄为谙达诸人以微物易去,肆意欺凌,不啻奴畜……受制益苦,浸成寇仇之势。”鄂伦春人烈钦泰当时任库马尔路骁骑校,“因受制谙达益甚”,他便联合其他各路鄂伦春人,要求黑龙江将军文绪奏请裁撤布特哈总管衙门。二是因为沙皇俄国加紧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清廷需要进一步把鄂伦春人编制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加以边防。于是,文绪于光绪八年奏请裁撤原布特哈总管衙门,而“编旗设官,列城置戍”。文绪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光绪八年五月的上谕中说:“据称鄂伦春牲丁,向归谙达管束,受制甚苦,该人众精壮可用。该署将军等拟请撤去布特哈管辖,另为部落,设官添兵编旗分管,俾安生业,并收劲旅,靳筹甚是”。随后,清政府便在鄂伦春族五路的中心——太平湾兴建兴安城。兴安城设副都统衔总管一员,副总管10人,其中满族副总管2人,鄂伦春族副总管8人。

兴安城总管衙门只存在12年就废止了。1894年(光绪二十年)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裁撤兴安城总管衙门,获得批准。

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内就裁撤了呢?因为此时清廷已经十分腐败,兴安城衙门设立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部五路俄伦春深藏山中,不一轻出”,对鄂伦春族的统治并没有得到加强。由于城内建筑很快坍塌而无法居住,总管以下各官员“寄居站房,徒拥虚位,并城署亦同虚设”,因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便以“建城专治,事无实效”为由奏请裁撤。

裁撤兴安城总管衙门以后,清政府将鄂伦春族分别隶属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四城管理。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库马尔路八佐,布特哈城都统管辖毕拉尔路四佐,墨尔根城都统管辖阿里、多布库尔二路二佐,呼伦贝尔城都统管辖托河路二佐。共辖五路十六佐。各路设协领一员,每佐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员。由于毕拉尔路的鄂伦春人不愿归布特哈管辖,经齐齐哈尔都统增祺奏请,将毕拉尔路就近划归黑龙江城管辖。

二、保卫和开发祖国东北边疆

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皇俄国侵略者越过西伯利亚侵入我国边境。17世纪中叶,他们第一次窜犯我国黑龙江流域,蹂躏这里的少数民族。黑龙江流域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也是鄂伦春族世代生息劳动的地方。沙俄的侵略激起鄂伦春族的强烈反抗。鄂伦春族在保卫祖国东北边疆,抗击沙皇匪徒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7世纪中叶以后,沙皇俄国的殖民匪徒,利用清军主力入关平定三藩之乱的时机,侵入黑龙江地区。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抢占中国尼布楚城,作为其向东侵略的跳板。1665年(康熙四年),又侵占黑龙江上游北岸雅克萨城。沙俄侵略者以此为据点,四出大肆烧杀抢掠,残暴地压迫鄂伦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正如康熙二十一年的上谕中:“罗刹(俄罗斯)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我害居民……历年已久”。他们经常“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殖民匪徒“恃雅克萨城为巢穴……数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

沙俄侵略者对鄂伦春人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经常杀害无辜的猎民,例如,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沙俄匪徒“诱索伦、打虎儿(达呼尔)、俄伦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他们还大肆抢掠鄂伦春族的人口和财物,“入我边塞,扰害鄂伦春、索伦、赫哲、飞牙喀等处人民,抢掠其家口”《清圣祖实录》,卷121。并“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甚至采取卑劣的扣留人质,以此胁迫鄂伦春人就范。

“康熙初,罗刹犯境,自牛满河,东抵恒滚,侵扰黑哲、奇勒尔等部,又有自北海来之罗刹,与费雅喀人战,又胁取俄伦春部质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曾派夸兰大鄂罗舜等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正月向沙俄方面交涉,“先取其鸟枪二十具,并鄂罗春留质子三人”。第二年,“无底儿河罗刹鄂衣多里遣罗刹宜番等四人,来诱鄂罗春立克顶格等”。立克顶格等鄂伦春人不仅没有被他们诱骗过去,反而把这四名沙俄匪徒擒拿归案,送交了清廷。立克顶格等受到康熙的嘉奖,命令“所司照例奖赏”。

沙俄侵略者的暴行,激起鄂伦春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自发行动起来与侵略者斗争。据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报告,“牛满河之奇勒尔希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携其妻子来归,鄂伦春之朱尔铿格等,于净溪里乌喇(精奇里江)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来报;又闻飞牙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据《黑龙江志稿·朱尔铿格传》,朱尔铿格是“世居精奇里江”的鄂伦春人,因“俄人掠其牧,朱尔铿格拒之,杀五人获其鸟枪驰报”。可见这完全是由于沙俄匪徒的抢掠而迫使鄂伦春人奋起反抗的。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清廷曾屡次提出抗议,并建议举行谈判,均遭拒绝。1685年清军收复沙俄的侵略据点雅克萨城。但不久之后清军撤离,随之该城被沙俄占领。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遏制沙俄的扩张。在雅克萨之战中,鄂伦春人不仅在各地展开斗争配合,还有565名鄂伦春士兵直接参与战斗,并立下战功。雅克萨的胜利迫使《尼布楚条约》的最终签订,保护了中国的边疆领土。

此后,鄂伦春族坚守在保卫祖国东北边疆的最前线。1732年,经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抽调鄂伦春士兵359名,以及鄂温克、达斡尔等族兵丁共计3000人编为八旗,到呼伦贝尔的济拉嘛泰河口设城驻防,负责巡逻边境。

在平定准噶尔部分裂叛乱的斗争中,鄂伦春人也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平定斗争中,清政府频繁调动黑龙江兵和索伦兵参战,其中包括“八围旗下壮丁”之一的鄂伦春兵。例如,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命都统白济等人率领“黑龙江兵五百名,并打牲索伦打虎儿兵五百名,三处喀喇沁兵一千名,每人各带长枪鸟枪”往征策妄阿拉布坦。

鄂伦春人在保卫祖国独立的战斗中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乾隆时的“摩凌阿”鄂伦春人阿穆勒塔,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因为“从征台湾、廓尔喀皆有功”,后来“官至总管,加副都统衔”,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侵略中国和我国陆地边防力量空虚的时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趁英法侵华时机,哥萨克骑兵占据从黑龙江上中游直到小兴安岭峡谷的黑龙江北岸。为了使其侵占领土的行径“合法化”,沙俄又迫使清廷先后签订《瑷珲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等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从此,鄂伦春族受到沙俄武装匪徒更加残酷的迫害。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原是鄂伦春族世代狩猎的地区,自从被沙俄侵占以后,鄂伦春人生计日艰。正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黑龙江将军萨保的奏疏中所说:“自俄兵撺抢,围猎全荒”。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沙皇殖民主义的压迫,鄂伦春人民继续发扬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奋起参加抗击沙皇俄国侵略军的斗争。他们骁勇善战,“俄人亦颇畏之”。

1860年(咸丰十年)沙俄匪徒烧掉中国设在乌鲁苏牡丹的卡房后,清政府立即收编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为团练“以资抵御”。明令“如果俄人再来肆扰,即可密调该数处之人,与之抵御。使该国稍知畏惧,不致得步进步”。于是,“将鄂伦春牲丁收罗团聚,分布要隘”。1875年(光绪元年)黑龙江将军丰绅将鄂伦春族500名壮丁编成枪队,每年三月集中于兴安岭旺山一带操练。1880年(光绪六年)又增挑500人合计1000人加以训练。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乘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一支沙俄侵略军在海兰泡向我方发动进攻。当时,黑龙江城副都统凤翔派遣库马尔路协领寿廉“带领鄂伦春马队官兵五百人与俄交战,颇称勇敢”,给气势汹汹的俄国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然而这时的清王朝已经极度衰朽,中国已经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反侵略的斗争并没有完全遏制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径。但鄂伦春人所进行的英勇无畏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却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甘心屈服外来压迫的英雄气概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鄂伦春族人民不仅对于保卫祖国的东北边疆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也发挥了自己特殊的作用。

漠河金矿的开发与鄂伦春族有密切的关系。漠河元宝山,鄂伦春语称为“日勒特”是个金脉极富的地区。这个金矿引起沙俄殖民者的垂涎,1860年(成丰十年)“有沿边俄人雅克萨数名私自探采,未得佳苗”。1883年(光绪九年)春,“有鄂伦春人在日勒特地方掘穴,得金块数粒”。这一佳苗的发现,为漠河金矿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线索。

为了开发漠河金矿,需要开辟由墨尔根(嫩江)至漠河的山路。这里“沿江右岸终古未辟,无复人行足踪”,需要穿越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丛山曲润,间以窝集,别无蹊径可寻,大木环蔽天日,号称树海,力伐亦无出路”。打通这条道路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鄂伦春佐领台吉善带领之下,以二十名鄂伦春马兵为向导,从墨尔根城出发,“穿林越岭,牵用马驮,径由山谷开辟,直达漠河金厂”,终于打通了这条长达一千多里的嫩漠山路。这是一条跨越大兴安岭,把富饶的松嫩平原与祖国的极北地区连结起来的重要通道。没有鄂伦春人的参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顺利完成这一交通史上的壮举是不可想象的。

鄂伦春人常以自己高超的狩猎技术,通过辛勤的劳动,向其他民族提供大量珍贵的毛皮、兽肉、药材和各种土特产,从而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勤劳勇敢的鄂伦春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篇由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推荐)

清代以前的鄂伦春人

关于鄂伦春族远古时代的社会面貌,不仅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而且没有考古学的材料可作为依据,这无疑给探索这一问题带来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做一个轮廓性的描绘。

一、古老的神话

鄂伦春族中流传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反映了人类发展史初期共同的思维模式。鄂伦春神话中描述,在远古时代,世上只有一种两条腿,没有膝盖骨,全身毛茸茸、奔跑如飞的动物。这些动物只吃果子,不会用火,后来才开始抓捕野兽并吃兽肉。这种动物很贪吃,惹恼了造他们的神,于是神降下惩罚令,让它们不再奔跑如飞,褪去了长毛,因此,它们不得不费尽气力,百难百险,用石块投掷、用树杆做扎枪猎食动物,还学会了用火,也会用兽皮做衣服了。

这些传说依稀描绘了人类起源的历史,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类似,说明人类与动物界有关,而以天然野果为生的时候,它们还不是人类,只有开始学会制造工具后才成为人类。

二、血缘家族

鄂伦春族的传说中保留着远古人类生活的影子。

有一个传说称:早年在深山密林中只有一个老太婆。有一天,一个善良的神仙化身为猴子,来到老太婆居住的山洞。他们同居以后生下来一男一女,现在的鄂伦春人就是由这一男一女——兄妹二人繁衍而来。

这个传说表明学术意义上的——人类最初的血缘群婚形态,即在一个家族之内男女互为夫妻。这种婚姻关系是按辈分划分的,即互为夫妻的男女,同时也互为兄弟姐妹。

鄂伦春族现行的亲属称谓中,虽然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辈分区别,还保留有这一历程的痕迹。比如祖父、伯祖父、叔祖父都称为“雅亚”,祖母、伯祖母、叔祖母、祖姑母都称为“太帖”。当然,这种称谓并不是现在的婚姻关系。

在鄂伦春族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中,往往描绘有可怕的山火和滔天的洪水,这些正是早期人类所面临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在描述同时代的传说中有讲述一对男女因山火和洪水,困守荒山,靠吃蘑菇度日的故事;有靠木棒和石头猎取野兽的描述。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人们对火的利用。火对鄂伦春人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是用以抵御北方的严寒天气,二是用以熟食。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原来这种孤立的血缘家庭被日渐淘汰,人们认识到,这种方式并不利于种族的繁衍,于是由族内通婚改变成为族外婚姻。两个不同血缘的男女组成家庭。鄂伦春人的“哈拉”、“穆昆”是族外婚的界限。

三、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公社的产生,是由于血缘群婚集团不断一分为二,最后确立了氏族外婚制,导致了氏族的形成。鄂伦春人的氏族称“穆昆”。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又分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和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

四、父系氏族时期和氏族公社

夫方居住制的确立,丈夫不但把妻子,并且把自己的子女都留在自己家中,这样母系氏族就转变为父系氏族,家族从母系计算也改变为从父系计算。从此,妇女离开了母方氏族,这就使母方氏族失去了一个劳动力。因此,妇女在嫁到丈夫家族的时候,母方家族要索取一定的物品作为补偿。同时,妇女在嫁到男方家族时,脱离了母方家族的经济生活,也从母方家族集体中分得一份财产带到男方家族中来。早期这种财产是同夫方家族的财产分开的,但是,近代鄂伦春妇女的这种财产已成为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

鄂伦春族的父系氏族公社——穆昆至少在17世纪清朝统治之前还存在着比较完整的形态。“穆昆”,鄂伦春人的解释含有“在兄弟内部”的意思,或指同姓人之意。这两个意思是不矛盾的,指的都是同一父系血统的人们的共同体,即就是一个父系祖先所传下来的、同一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但“穆昆”并不是鄂伦春族社会的细胞,因为它不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父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的经济单位是“穆昆”之下的各个“乌力楞”。

新中国成立前,鄂伦春族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的具有村社性质的“乌力楞”,这是父系家族公社的次生形态。这种具有家长制家族公社性质的“乌力楞”是鄂伦春族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细胞。是由双亲及其子女组成的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组成的。这种氏族家庭组织是由于生产有了重大发展,男子掌握了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出现的。

父系氏族公社中贯穿着民主的、平等的精神,氏族成员按照民族的道德和习惯法生活。

清代的鄂伦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