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额勒斯

马蹄印长留在草原深处,

英雄歌唱在民歌里。

——蒙古谚语

蒙古东部草原包括今天的蒙古国东方省、苏赫巴托尔省、肯特省,俄罗斯联邦后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岭西地区(就是人们常说的呼伦贝尔草原)。无数游牧民族兴起于蒙古东部草原,蒙古东部草原决定着欧亚草原带文明的兴衰、国家的兴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方热土,一直是英雄迭起、豪杰争霸、宫闱灯火明灭、战场血雨腥风的舞台。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东部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根河市,在历史上,属于呼伦贝尔草原乃至蒙古东部草原的历史后花园,在远东地区活动过的诸多游牧民族,其肇兴地均为包括今天根河市在内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石勒喀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根河市,是北亚、东亚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诸多游牧民族的故乡。

根河市,地理位置处在大兴安岭山脉的西北坡,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91.7%,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境内主要有根河和激流河两大河流。根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北段伊吉奇山西南部,海拔1242米,东经122°37′,北纬51°16′,河长427.9公里,流域面积15796平方公里,自东北向西南流经根河市、额尔古纳市和陈巴尔虎旗,于四卡北12公里处汇入额尔古纳河。激流河(蒙古语即“乞颜”河,俄罗斯语又称贝尔茨河,均来自蒙古语河流湍急之意)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北段西北麓的三望山,海拔1163米,东经122°44′,北纬51°50′,河长467.9公里,流域面积15845平方公里,流经根河市、额尔古纳市于东经120°40′、北纬52°03′处汇入额尔古纳河。

大兴安岭山脉最早的主人是东胡人,东胡是蒙古高原东部的古老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至匈奴帝国兴起,存在了千余年。东胡与匈奴同源,兴起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从大兴安岭走出的东胡人很快与匈奴人陷入争霸战,是蒙古语系诸族第一次尝试统一蒙古高原的两大势力之间的碰撞,至公元前206年,东胡王被匈奴帝国的冒顿单于击败,部众逃散,其中主要的两支分别退至乌桓山(古山名。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和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北麓),其后人从此便以乌桓族和鲜卑族出现于史册。东胡被匈奴击破后,呼伦贝尔及大兴安岭一带成为匈奴帝国左贤王辖地。

公元1世纪末,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匈奴,蒙古高原东部出现政治真空,鲜卑拓跋部陆续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向南迁徙,一些部落途经今天的奥克里堆山,一些部落沿着根河河谷来到额尔古纳河左右岸石勒喀河流域,逆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西进,抵达呼伦湖(史书上所说的“南迁大泽”)。在以呼伦湖为中心的草原地带发展游牧经济,壮大自己,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鲜卑部落联盟的驻牧之地。北匈奴西征欧陆、东部鲜卑慕容部、宇文部兴起时期(公元220年至317年),大兴安岭山脉为鲜卑人的辖区和势力范围。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说:匈奴与东胡决战,东胡败,余者逃亡,退入大兴安岭;柔然败于突厥,余众仍退往大兴安岭;在奥克里堆山附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后,又相继走出山林,重新夺回蒙古高原霸主地位;东胡与柔然上演了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足可见,奥克里堆山是蒙古先民之一鲜卑人的最重要猎场。

五胡乱华的大时代风暴中,五胡十六国的血雨腥风激荡远东大地。鲜卑人前后建立了前、后、南、北、西燕和吐谷浑汗国,南凉、西秦诸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当我们梳理出根河大地与鲜卑人的文化、人种、宗教、社会制度之联系时,心中不由涌动出万千感慨、万千激动。公元386年,鲜卑拓跋人拓跋珪建立北魏帝国,定都盛乐。公元439年,统一了北中国。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出去的游牧人民开始介入远东政治的走向。在太平真君4年(公元443年),生活在嫩江流域的一支室韦部落乌洛侯人向北魏报告其“祖居石室”在他们家乡西北方向约1000里处。于是,北魏朝廷派中书侍郎李敞等官员到“祖居石室”祭祖,并在石室刻下“祝文”;该“祝文”于1980年7月30日被文物工作者发现。石刻祝文原文为:“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剪凶丑,威及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皇祖先可寒(后改译为“可汗”)配,皇妣先可敦(后改译为“哈屯”)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石刻祝文保留了许多拓跋鲜卑人建立北魏帝国的档案信息。嘎仙洞北魏石刻,是目前发现的大兴安岭地带最早的人类文字记录,实为游牧世界的稀世珍宝。这一发现证实,鲜卑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至少从那时起他们就同汉文明、中亚诸文明保持密切联系,是欧亚草原带游牧文明最东面的一环,从而解开了历史学界对鲜卑族发源地——大鲜卑山的千古之谜。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和第四册,均据以修订再版,在大兴安岭北段赫然标上了“大鲜卑山”。根河市的奥克里堆山作为大兴安岭北段主峰,立即拥有了无上崇高的地位,这里完全可以视作是鲜卑人、室韦人、蒙古人的朝圣之山,是古往今来所有生活于大兴安岭北段原始森林中游牧狩猎民族的圣山,恢复奥克里堆山名为大鲜卑山理所当然。

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叶,柔然帝国继匈奴帝国、鲜卑诸帝国之后,兴起于蒙古高原,继而占领了中亚广大地区,与其并存的还有突厥系的敕勒。当时,正是远东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纷争对峙。柔然,语言文字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宗教信仰先后经历萨满教、佛教阶段,族源上与鲜卑拓跋部同源,均属东胡匈奴后裔。考古学与文献记载证明,柔然、拓跋鲜卑均有一个共同的祖源,皆由鲜卑和匈奴融合而成。柔然最鼎盛时期是公元410年——公元425年,其时雄踞蒙古高原,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出现于北魏时期的一个民族)、室韦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北麓诸国服属。

到公元4世纪中叶,没有西迁南征的鲜卑人的两个部落开始以兴安岭为界,北者为室韦(以呼伦贝尔地区为主要据地),是后来蒙古族的祖先;南者为契丹(以昭乌达地区为主要据地)。

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而分南北。蒙古民族是室韦部落的后代。在历史进程中,由于蒙古部落的强大,室韦一名逐渐被“蒙古”取代,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主要游牧于今天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境内。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他们的语言、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也相去无几。

突厥帝国与隋帝国(公元518至公元618年)争霸远东时,蒙古高原东北部的室韦等民族尚未形成强大的实力参与其中,他们就利用这一鹬蚌相争的良机开始了走出森林、挺进蒙古高原的征程。于是,室韦人员朝贡、请求册封的记载开始出现于《隋书》。呼伦贝尔地区的室韦部落曾派使臣两次抵达长安。室韦酋长于大业年间曾随同突厥帝国启民可汗,在呼和浩特北部的启民可汗牙帐中拜见了隋炀帝。当时的室韦部落分为5个部落,即北室韦、南室韦、钵室韦、大室韦、深末怛室韦。主要游猎于根河流域的是深末怛室韦。

东突厥帝国与唐帝国争霸远东地区(公元618至公元907年)时期,在室韦地区出现了唐帝国名义上的室韦都督府,室韦部落首领为都督。这是唐帝国借以笼络室韦上层,离间室韦各部与突厥帝国的联盟的外交布局,室韦诸部也折冲樽俎于两大势力间,逐渐成为蒙古高原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此时,室韦分为二十余个部落,居住额尔古纳河沿岸者为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3个部落。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麓、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地区和根河流域的是蒙兀室韦,唐朝廷在今天北京东北设立“平卢节度使”,以军事实力威慑边疆局势,但室韦地区却鞭长莫及。安史之乱后,室韦诸部与唐朝名义上的联系也切断了。今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内外均成为室韦独霸的天下。8世纪,回纥帝国崩溃,原突厥语游牧部落开始向西向南的中亚、新疆迁徙,室韦的部分部落马上西迁借以填补蒙古高原的政治真空。从此开始了蒙古高原的蒙古化进程。正是这一进程,永远地改变了蒙古高原的民族、人种、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的结构与构成。公元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呼伦贝尔岭西地区逐渐成为蒙古语族乌古、敌烈及塔塔儿人的驻地,岭东地区成为同为蒙古语族诸族的契丹人势力范围。

(上)

①冬季驯鹿

②维佳与驯鹿

③玛利亚索老人与小鸟

涂绍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