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1日上午,我和父亲在海拉尔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外面正飘着雪花,我背着行李,父亲扛着木箱。一同下车的还有前一晚在火车上认识的新同学韩金桩,以及还没来得及得知姓名的一些同学。接我们的是一辆嘎子车,我们乘的车到了海拉尔东山脚下,下了公路后又行驶在一条泥泞而狭窄的路上,穿过一片菜地,绕过一片芦苇溏,最后在道路东面的草甸上停了下来。

我抬头一看,草甸上有几座长长的红砖房,房子的南面有一座即将竣工的三层楼。房子的周围很整洁,旁边有几个简易的体育器材。很多年轻人手里拿着书本在房子间急促的穿梭着。这是我来报到的大学,呼伦贝尔地区最高学府——海拉尔蒙族师范学校。

学校规模很小只有十几个班级。但所设学科较多,包括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数、理、化、音乐、体育、幼师等。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呼伦贝尔地区,特别是为牧区培养出能用双语教学的中小学教师。同一个学校里有幼师班、中师班、专科班、还有两个本科数学班。

我是80级数学本科班的学生,我们年龄差距很大,我当年只有15岁,是年龄最小的学生, 同学们亲切的叫我“老嘎达”,意思是年纪最小的弟弟。1980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四年,那个时期上大学几乎是每个年轻人狂热的梦想。然而,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几。

我深知上大学的重要性,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只上了六年半的学,期间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去上课。高一那年由于社办中学理科班只有4名学生无法单独安排教室,所以休学了一年。高二时我转校到另一所较好的社办中学,这才正规学习了一年,还考上了大学。我的文化基础比较差,我下定决心好好珍惜大学四年的学习机会,学到真本事将来成为一名好老师。

我怀着无限的想像和坚定的决心走进教室上了第一堂课。老师用流利的汉语讲解着数学课本内容,我面朝着黑板却一句都听不懂。快要下课了见同学们在课本上记着什么,下课后才知道那是老师留的课后作业。

我是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的农村长大的。从小学到高中没有接触过汉族人,课堂上学到的汉字也不多,别说是听懂大学数学课程,来学校报到的时候火车票都不会买,因此父亲亲自把我送到了学校。

当时,在内蒙古地区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见,至少占五分之一。后来,学校给不懂汉语的学生又发了一套蒙文教材。

课堂上,老师用汉语讲课,我们看着蒙文教材对照。下课后,我就找同学问,老师讲到哪页?留的什么作业?班级里汉语授课的学生占一半以上,所以他们每一位都是我的老师。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我终于听懂了一些,能够独立完成作业,步入了正常的学习进程。

我们每天都上三到四节大课,每课近两个小时,所开设的科目很多,课外作业特别繁重。记得教室每天晚上12点以前都是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的。

上大学前,班级没有一个同学能把高中数理化完整的学完,都需要把那些知识补回来;英语是从ABC开始学的,但学校对我们的要求是四年后达到大学英语水平;蒙语授课的学生要上汉语课,汉语授课的学生也要上蒙语课,以达到将来用双语授课的要求。

班里的巴特尔同学是汉语授课的学生,刚上大学的时候他的蒙语水平也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和我的汉语水平差不多。我们俩可以互补,自然成了很好的学习伙伴。他教我汉语,我教他蒙文。他教会我查字典和词典、如何组词,从加减乘除开始教我数学名词,让我慢慢从蒙文教材转到汉文教材,还经常鼓励我多说汉语。

虽然我不知道汉语读音的四声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从来不嫌弃我说的不标准,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

同宿舍的黄永文爱好文学,他订阅的《辽宁青年》经常放在床头,我一有空就翻阅他的书,专门查找那些他给我讲的故事,然后对照他曾经讲的内容,慢慢能看懂一些。我学汉语的渴望无以言表,我深知学不好汉语,学习其它知识是很难的。

幸运的是,我被安排在这样的蒙汉兼通的学府里,还有那么同学帮助我。虽然一直到毕业也没能达到用汉语教学的要求,但我掌握了基本的汉语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对我一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我们班是温暖而快乐的大家庭,我是这个大家庭里被溺爱的“老嘎达”。

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会说汉语我不敢一个人上街,老班长韩海龙经常领我坐公交车、去商店、看电影,他既是我的哥哥,也是我的“私人翻译”。

黄永文同学和我经常在一个饭盒里吃饭,这样能省一些饭票。即使这样,每人每月18元的伙食费也不够用。我只负责吃,而打饭、洗涮之类都是他的事,他也是我的哥哥,更是”私人保姆”。

斯日古楞同学是我的哲盟老乡,比我大几岁,因为她经常去海拉尔的亲戚家吃饭,能省下不少饭票,我自然成了她的“扶贫对象”。

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家里给我寄过来一件冬天的外衣,当时我的身高才一米五多一点,显然穿不了这件大人的衣服。巴图同学看出了我的难处,把最喜欢的登山服(羽绒服)给了我。

当年,没有富二代,更没有土豪,班级里每一个同学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不管谁家里寄来钱,都会买两瓶“北大仓”,或买一大盆2角8分一升的散啤酒,大家在宿舍里热闹热闹地喝上一顿。宿舍的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共用的,包括洗脸盆、穿的外套等。

有一天,我们班男生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一个烫头发的电热梳子,于是,同学中掀起了烫头后去照相的热潮。

我和团支书韩金桩也烫了头发,然后去拍了好几张照片。晚上,有人发现他的头皮烫伤了好几处,问他烫伤了为什么没吱声?他说,以为烫头发就是这样疼的。其实,班级里所有烫头发的男生或多或少都有烫伤。

那时候刚实行染头发,斯琴高娃和金喜两个女生首先染了发。说到头发,全班男生段志强的发型是标准而固定的,他每天都坚持抹上发油梳理的特别整齐。我偶尔也用他的发油时髦一下,但从没有梳理出那么好的效果。

一学期一次的劳动周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有一年劳动周期间我们去牙克石收秋菜,干了几天农活儿。由于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农村来的,干起活儿来特别得手,原计划三天的活儿不到两天就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帮助菜农收地,还受到了村民的盛情款待。

我们还从食堂的冬储菜里要了两麻袋大头菜和一麻袋胡萝卜。于是我们的饭桌上多了一道菜,也有了零食。但因此,我们班长还受到过校领导的批评。

同学之间和睦可亲,师生之间更是桃李情深。我们的赛西老师家就住在学校院里的家属房,每次他家里做好吃的饭菜都会叫上我和班里年龄最小的女生爱华一起去吃饭。我学骑自行车也是用赛西老师家的永久牌自行车学会的。

年轻的班主任丽娜老师经常批评我不刷牙,我找借口说牙刷、牙膏都用完了,没想到老师给我买了一套牙具送到宿舍里。放假时,她还给我一箱挂面让我带回农村老家吃。回家后,那箱挂面做为礼品分给了亲戚们。

我们上一届数学本科班的校友乌兰哈斯老师和德力老师,还没毕业就一直在我们班教课。除了白天的正常教学,乌兰哈斯老师还经常在晚上骑自行车到学校给我们补课,指导我们完成作业。课外还和我们交流和探讨高等数学的学习方法和技巧。因为他和我们专业相同、年龄相仿,很快融入到我们班集体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也成为了我们班重要的一员。

我们班是个全面发展的典范。虽然学的是数学专业,但在文体方面总要赛过体育班和文艺班。班里有体育健儿巴图、汪玉、敖宝泉,斯日古楞、金花等。巴图是学校的百米冠军,也是中长跑运动员。斯日古楞是全城环城赛的冠军。高玉宝、段志强的独唱,斯日古楞的男女双音混合唱,段志强自编自演的小品,当时都是全校文艺演出的主要节目。值得一提的是,班级里四对谈恋爱的同学毕业后结为了夫妻,使得我们温暖大家庭的亲情在他们的小家庭里延续至今。

毕业的时候我们赠给母校一面硕大的镜子。前几天我专程去母校呼伦贝尔学院瞻仰了那面镜子。在学校唯一的一座三层楼的二楼,我找到了它。

我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凝视着它,当我抚摸着它微损的木框时眼睛已经湿润,近四十年来的美好回忆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几十年来,它映照着我们千万个校友,见证着我们母校的繁荣昌盛。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我的前半生也有不少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但最幸福的记忆就是在海拉尔蒙师学习的四年时光里。

(作者孟根仓,1984年毕业于海拉尔蒙族师范学校数学本科班。现就职于新巴尔虎左旗农牧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