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举行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的先驱杰尔格勒同志纪念碑落成仪式,以此纪念和缅怀大兴安岭林区开发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奉献者们。

▲杰尔格勒(左三)陪同刘少奇主席考察呼伦贝尔林区。

呼盟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做好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成立和内蒙古党委确认达斡尔族、统一鄂温克族族称,呼盟的民族工作步入了一个辉煌时期。20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呼盟以处理因盲目开垦而产生的农牧矛盾为契机,开始全面检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工作。作为盟党政主要负责人,并一度代理盟委书记主持盟委工作,杰尔格勒同志与盟委一班人一道,遵照乌兰夫主席的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处理民族问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处处维护和增强民族团结(包括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力培养和提拔、关心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将呼盟的民族工作又推向了高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解决农牧矛盾、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

如前所述,1960年代初期因盲目在牧区开垦引发农牧矛盾、进而影响民族政策的贯彻,作为分管牧区工作的杰尔格勒同志遵照乌兰夫主席的指示,从两方面做工作。对国营农牧场干部和职工,做尊重牧区少数民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工作,要求他们安心牧区工作,把牧区当做自己的家乡来建设,以巩固祖国北部边疆,并要求他们加强与所在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牧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增进感情,认真落实内蒙古党委和呼盟委关于调整国营农牧场、封闭一部分盲目开垦的土地、恢复草原植被的决定,同时对决定保留的耕地要搞好农牧结合,保护好土壤植被,争取永续利用。对牧区广大少数民族牧民群众,宣传解释此次开垦不同于历史上的“赶边政策”,开荒是为了解决当前粮食困难、进而解决人口吃粮问题,而引起的农牧矛盾是领导筹划不周造成的。通过这两方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尽管那个时期全国闹粮荒,日用品供应紧张,城镇许多工厂下马,许多工人和城市居民被精简下放农村,牧区灾害频繁,但牧区整体上说是稳定的,边境地区也是安定的。因盲目开垦而引发的农牧矛盾、民族矛盾的顺利解决,这是和杰尔格勒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宣传民族团结和开展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历史原因,呼盟牧区旗和苏木(当时称人民公社)两级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由外地调来的干部充任,1960年后这种情况进—步加剧。这些外来干部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是属于科尔沁、扎赉特部的,他们同世代生活在呼草原上的巴尔虎蒙古人(又有新、陈巴尔虎之分)、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再加上工作作风上、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干部关系就产生了一些不协调现象,甚至还有些隔阂。当时,外来干部被某些当地干部和群众背后称之为“敖登哈尔沁”(意为穿短袍的蒙古人),意思是和这里“穿长袍的蒙古人”不一样。这明显的影响民族内部的团结。对此,杰尔格勒同志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强调都是蒙古人,为什么要分长袍、短袍呢?他在向当地干部和牧民和群众做思想工作时指出,外来干部是为牧区生产发展服务的,是为边境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对外来干部,杰尔格勒同志强调他们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好工作。

正是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杰尔格勒同志在牧区享有很高的声望,牧区干部和群众都对这个“爱民达拉嘎”充满信任,只要有他出现,他们都相信一切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在培养、使用和关心少数民族干部方面

相对呼伦贝尔盟来说,杰尔格勒同志也是外派的领导干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充分意识到,做好工作、特别是做好牧区工作,除认真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外,还必须紧紧依靠、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干部,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工作中培养他们。在盟里讨论和处理牧区的重大问题时,他格外注意征询当地干部和畜牧部门领导同志的意见,下乡到牧区时注意倾听旗领导和基层同志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和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如前文提到的占布拉扎布、义恒格、阿毕德、额勒伯尔图、拉木苏荣、阿木古郎、恩和、图盟巴雅尔等人长期保持着密切工作关系,他信任、尊重他们,并在工作中大胆使用他们。这些干部不负众望,也都在工作中成长为领导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

乌兰夫主席在呼伦贝尔盟检查工作时,曾就培养民族干部发表3次讲话,强调要认真培养本地区的民族干部。杰尔格勒同志对此非常赞同。在盟委有关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培养和使用当地干部的重要性。1963年,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盟委制定并经内蒙古党委转发《呼伦贝尔盟关于牧区干部工作情况及改进意见的报告》,强调对牧业四旗干部,在积极培养的基础上,逐步提拔和增加一些本地民族干部。据《呼伦贝尔盟民族志》记载:当年,在组织部门考核的基础上,提拔牧业四旗本地民族干部共89名,其中旗级5名、科(苏木)级干部45名、其他干部39名。同时,吸收新干部82名。1964年9月,为了培养、提高少数民族干部,在杰尔格勒同志的主持下,由牧业四旗选调12名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到内蒙古党校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这些民族干部在毕业后回到所在旗继续工作,发挥了骨干作用。

与此同时,杰尔格勒同志还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给予了极大关心。都嘎尔扎布是新巴尔虎蒙古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194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旗级、副盟级领导职务,在牧业四旗干部和群众中享有较高声望。2008年在其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沧桑岁月》中有这样的记述:1961年5月,他因所谓的“日本特务”问题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盟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由14级降为16级)处分,并下放科尔沁右翼前旗呼和哈达牧场任副场长。临下去之前,杰尔格勒同志约他到牙克石谈话,耐心地听取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安慰他到下面好好干。次年7月,杰尔格勒同志到呼和哈达牧场检查工作,关心地问起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指示牧场在党委开会研究畜牧业生产时让他参加。1962年8月,在乌兰夫主席有关使用曾经在日伪时期做过一些错事的当地民族干部的指示下,都嘎尔扎布以委员身份参加盟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盟政协副主席,又回到盟里工作。1963年3月,杰尔格勒同志找他谈话说,因工作需要,经请示自治区后决定恢复他的副盟长职务和行政级别,并鼓励他要做好工作。这使都嘎尔扎布深感意外和高兴。杰尔格勒同志还亲自向不了解这一新的任命情况的有关旗市打电话,为都嘎尔扎布下去开展工作铺路、打招呼。所有这些,都使都嘎尔扎布深受感动,在自己“落难”时曾有人过问、关心、帮助,“东山再起”时又有人给予关怀。1980年,都嘎尔扎布这一错案得以彻底纠正、平反,并在2013年以102岁的高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在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使用方面

呼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而蒙古语言与文字的使用,至少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新巴尔虎蒙古人迁入即已开始。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以前,蒙古语文已在官方公文和教育部门中得到运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呼盟也一度在1950年代形成过学习使用蒙古语文的高潮。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鉴于呼盟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乌兰夫主席在两次视察工作中,曾就贯彻落实包括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在内的党的民族政策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由此,作为分管牧区工作的杰尔格勒同志,认真贯彻落实乌兰夫主席的指示,无论是在直属机关,还是在牧区,他都大力提倡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提倡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鼓励蒙古族干部学习使用汉语。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蔚然成风。而对于蒙汉兼通的干部,杰尔格勒同志更给予特别的重视。“四清”运动开始后,他亲自在盟直属机关中物色和动员能用蒙古语言文字向牧民宣讲中央文件的环节干部,时任盟委纪检组副组长的照那斯图(后任盟政协副主席)同志即是其一。杰尔格勒同志能操一口流利的蒙古语,这为他开展牧区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但他还是为自己蒙古语文水平较低而深感遗憾,曾表示要去学习,但繁重和紧张的工作却使他未能如愿。

在落实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方面

杰尔格勒同志身为盟政协负责人期间,注重抓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关注他们的学习与进步。如1962年底至1963年5月,有关方面曾组织一百多名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座谈、参观和学习活动,杰尔格勒同志亲往参加,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其间,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指示精神,他督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和落实经济退赔、政策兑现工作,即:凡是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平调牧主、喇嘛财产的要彻底退赔;扣发的工资、定息,予以补发;降职降薪的予以复职复薪。上述活动与相关政策的落实,促进了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亦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安排、使用、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没有变。杰尔格勒同志还与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安布拉(新巴尔虎左旗牧主,后任公私合营嵯岗牧场副场长)、嘎拉僧(曾为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主持活佛,后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等有过较多接触,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和提供开展工作的便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外,在开展工商界人士工作方面,杰尔格勒同志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主要抓紧、次要放松”的工作方针,坚持在精简人员、压缩城市人口中“资产阶级不精简、不下放”的政策,稳定和团结了大多数工商业者,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形势,克服困难,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杰尔格勒同志为呼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为各民族间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亦以工作干练、处事果断、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而在呼盟广大干部和各民族群众中享有崇高声望。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杰尔格勒同志受到严重冲击。他是呼盟在“十年浩劫”中最早被“打倒”的人,是受到打击、折磨、摧残最重的人,也是被“解放”最晚的人。一个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参加革命工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为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优秀党员、杰出领导干部,1966年8月以“问题严重”为由被停职反省,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进而被打成“乌兰夫——奇峻山、杰尔格勒反党叛国集团”“奇峻山、杰尔格勒逃蒙集团”,“挖肃”运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开始后,又被诬陷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民族统一党”头子。其间,被迫检查、交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难以数计,挨批斗无数次,隔离反省、劳动改造、军事管制……这些对他思想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都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挖肃”时,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曾受到残酷批斗,“文化大革命”后期检查身体,发现有5根肋骨骨折,当时根本未获得任何治疗,结果5根断骨有的与脊椎骨脱节,有的错位联结。尽管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但他仍坚信党,坚信群众,坚信社会主义,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当时的情况下,杰尔格勒同志一是实事求是地谈当时的情况,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夸大,不隐瞒,不推诿;二是只谈自己,不谈别人。重新恢复工作后,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上述冤假错案的平反,杰尔格勒同志站在中央文件的高度,高瞻远瞩,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不去计较那些曾经批斗过自己的人,也不去追究基层被“左”风煽起来的犯武斗错误的工人群众的责任。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杰尔格勒同志的坚定信念、高风亮节。

1972年12月,杰尔格勒同志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中共呼盟委常委、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党委书记等职。其间,面对混乱的生产、工作秩序和遭到严重践踏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杰尔格勒同志深感工作来之不易,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可能的范围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手抓经济建设和整顿工作秩序,一手抓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最大限度地力挽困难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杰尔格勒同志精神振奋,以更加旺盛的革命精神和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此时,他再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于1977年5月担任中共呼盟委副书记、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次年6月任盟委副书记、盟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深为失去的10年大好时间而惋惜,又为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深感时间的紧迫和责任的沉重。他集中主要精力,与盟委一班人一道,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领导全盟深入开展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进行拨乱反正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干部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和含冤去世的各级各民族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间,他积极参与、促成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中呼伦贝尔地区最大冤假错案——“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民族统一党”的平反工作,亲自在大会上为盟直属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宋恩吉、贺其尔图、谢化民、业喜丹巴等43名同志平反昭雪。在调往自治区工作以后,杰尔格勒同志仍然关注着呼盟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亲自听取有关同志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汇报并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指示;

二是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领导全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呼盟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1976年全盟社会总产值仅比1966年增长19.5%,10年中有8年的社会总产值低于1966年。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杰尔格勒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千方百计想办法,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殚精竭虑。这一期间,盟内召开的各种会议之频繁,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不可比拟的。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杰尔格勒同志,或亲自参加上述会议,或亲自在会上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和工作秩序的罪行,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在调往自治区工作的前夕,他还在为全盟畜牧业过冬过春工作会议作报告和总结,提出“为尽快把呼伦贝尔盟建设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高产、优质、稳定的畜牧业基地而奋斗”的口号,希望尽快把呼伦贝尔盟的畜牧业搞上去。

凡此种种,杰尔格勒同志为初步扭转和恢复、发展呼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为全盟准备贯彻实施党在新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78年10月,杰尔格勒同志调离呼盟,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副主席。由于长时期紧张工作、劳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摧残,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82年2月26日因心肌梗塞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65岁。杰尔格勒同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同年3月20日、21日,根据他生前的遗言,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伦贝尔盟党政主要领导、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负责人,以及亲属的参加下,将他的骨灰分别撒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

杰尔格勒同志把自己的遗愿留在了他曾工作过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森林,亦给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下)

▲杰尔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