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四、鄂嫩河流域蒙古祖先遗迹

乞颜部西迁漠北后,主要活动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与土拉河源头之间——今俄蒙交界地带。目前只有俄罗斯境内鄂嫩河流域做过一些考古调查,并发现一些11-12世纪初的石堆墓。

这些古墓和随葬品与西乌珠尔墓地蒙古祖先墓葬非常相似,使用独木棺、木板棺或桦树皮葬具。墓上石堆不十分密实、层数不多,一般就用两层石头,上层用大、中型岩石块,下层用较小的岩石块,石堆中心高度不过0.5-0.6米,并以大量小石块填充墓穴,经常直达墓底,与10世纪以前厚重多层的石封堆墓形成鲜明对照。1974年,在外贝加尔地区赤塔州以西120公里温都贡湖畔发现一批石封堆墓。每一座墓都有近似“楼船形”(椭圆形)石头堆积,墓内人骨架安葬在独木舟状木棺里。随葬品有狩猎用具、装饰品,包括耳坠、制作精美的各种骨垂饰以及马衔、马镫、马鞍上的骨镶饰等马具。

1957年,外贝加尔地区鄂嫩河北岸布杜兰村发现一批中世纪的石封堆墓,一共12座墓。可惜大部分遭到破坏。墓穴呈椭圆形,地表有石封堆,墓向沿河流方向——东北至西南向,死者仰身直肢。其中2号墓出土铁马镫属于蒙元时代。相比之下,1965-1966年在鄂嫩河左岸钦丹特镇附近发现的一批中世纪石封堆墓保存较好,一共有14座墓。其中,独木棺墓4座(第4、6、10、12号墓)、木棺墓4座、石棺墓1座,其余5座皆无葬具。只有一号墓地4号墓保存较好,地表有圆形石封堆,直径3-3.2米,高0.25-0.3米。封堆下0.55-0.66米处是墓穴,内置长方形独木棺,长2.3米,西南端宽0.45米,棺内尺寸为0.35米×0.45米×1.65米。这座古墓和《草木子》说“元朝官(棺)裹,用椀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完全相符。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北,人骨架左边是桦树皮箭囊和铁马镫,右边是马衔,西南是铁带扣和火镰。

钦丹特一号墓地6号墓遭到严重破坏,封堆直径大约4.5-5米,墓中埋有大型独木棺,用六个铁扒锔固定。墓中随葬金代带柄人物故事镜、提梁尖底锅、铁马镫、灰色陶器口沿残片和桦树皮制顾姑冠残片,后者残高7.5厘米。

钦丹特一号墓地11号墓也发现一面金代带柄人物铜器,其形制和黑龙江阿城出土金代带柄人物故事镜相同。从这两面金代铜镜看,钦丹特一号墓地似不晚于13世纪。尽管11号墓使用木板棺,但是死者仰身直肢,头向北方,皆与独木棺葬俗相同。

早在腾汲思海时代,蒙古人就开始用桦木板棺,所以这座墓亦为蒙古祖先遗迹。外贝加尔地区蒙元墓葬既有木板棺,亦有桦树皮葬具,但是两者从来不同时使用,凡以桦树皮为葬具的墓葬均无木板棺,反之亦然。除了古老的单片独木棺外,鄂嫩河流行的蒙古人墓葬开始出现双片独木棺,与《元史·祭祀志》所言蒙古皇族独木棺的形制更为接近。

我们对色楞格河上游的蒙古人墓葬的认识基于两个标准。其一,以独木棺为葬具;其二,随葬桦树皮顾姑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元朝皇后御容缂丝,生动地再现了这种蒙古族妇女特有的头饰。

俄国考古学家显然没意识到这些墓中有顾姑冠。他们在报告中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陶器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或者在颅骨左侧,或者在其右侧。在这些地方还有桦树皮器皿和木制器皿的残骸。在6座墓(干谷1号墓、布尔霍图伊1号墓、鄂嫩斯克Ⅱ-5号墓、新谢利哈7号墓、库恩加15号墓、色楞格桥附近3号墓)中都发现了这类物品。”此外,在舒布贡墓地14号独木棺墓内头骨附近也发现桦树皮残迹。其实,这些头骨附近的桦树皮器皿就是顾姑冠遗迹。在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蒙古贵族墓中发现过桦树皮顾姑冠残片,这些残片呈弧形,内侧缝了一层薄绢,上有清晰的针眼。正如发掘者指出的,这些桦树皮残片可能是墓主人下葬时戴的顾姑冠。

五、蒙古皇族阿难答陵墓的发现

1307年2月10日,元成宗暴病身亡,中华文明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据《元史·秃剌传》记载,“秃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孙也,少以勇力闻。大德十一年(1307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潜谋立安西王阿难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称制,中外汹汹。仁宗归自怀孟,引秃剌入内,缚阿忽台等诛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锡金印,以绍兴路为其分地。”如果安西王阿难答政变成功,登上皇帝宝座,中国必将全面伊斯兰化,那么中国以后的历史将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元成宗的两个侄子皆掌兵权。一个是海山汗,镇守阿尔泰山北部;另一个是爱育黎拔力八达,驻戍怀孟(今河南境内)。成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赶至大都,自称监国。他们迎立海山汗为帝,是为元武宗(1308-1311年)。伯岳吾皇后卜鲁罕、阿难答和明里铁木儿等人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今北京),刚称摄政,还没有当成皇帝,就双双被擒。后来,阿难答从大都押解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斩首。伯岳吾皇后在政变失败后,亦被处死。

2000年,河北考古工作者对沽源县所谓“萧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发掘,不料却在楼内中央发现一座元代贵族墓,“墓内分为左中右三室,中室是一男性尸骨,棺木奇特,在一段完整红松木上挖出一道凹槽,死者恰置其中。左右两室为两具女性尸骨,专家认为生前是男性死者的妻和妾。三个棺材中均出土珍贵衣物,如具有元代蒙古服饰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锦等,在男性棺木中出有龙纹金银带饰,证实其主人生前为元代蒙古贵族”。沽源蒙元大墓附近还发现一块汉白玉石碑,刻有阔里吉思的字样。有学者认为此人就是墓主人。阔里吉思是汪古部之主,娶忽必烈之女为妻,封为赵王云云。然而,汪古部属于突厥系民族,信仰景教,不太可能葬在沽源并采用蒙古葬俗。

据我们考证,这座与众不同的古代墓葬实际是元代初年的风云人物——阿难答之墓。他在上都被斩首之后,按照穆斯林礼仪,葬在元上都附近察罕脑儿湖畔阿难答的行宫。我们认定这座古墓属于阿难答有两个重要证据;其一,木棺采用蒙古皇族才能使用的独木棺;其二,墓上地面建筑采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拱北(上圆下方的西亚建筑)。阿难答的父亲是忙哥歹,一般作“蒙哥剌”,封为安西王。安西王在今天河北沽源的“察罕脑儿”有封地。由于察罕脑儿是安西王蒙哥剌在上都附近的封地,所以阿难答死后安葬在这里。

关于阿难答的宗教信仰,《多桑蒙古史》卷上说:“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难答熟知《可兰经》,善写阿剌壁文字。其臣某诉之于皇帝铁木耳,言宗王阿难答终日在礼拜寺中诵《可兰经》,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回教于军中。铁木耳遣使者二人往说其皈依佛教,阿难答不从。帝召之至,面谕之,亦无效,乃拘禁之。其后未久,太后阔阔真以为阿难答在唐兀之地颇得人心,锢之恐致民怨,言于帝,释之还镇。”阿难答死后,其子纠集伊斯兰教徒反叛,皆被元朝政府派兵镇压。他们最后躲避到偏僻闭塞的东乡地区,与当地汉族、藏族等共同生活,互为姻娅,最终融合成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主体的东乡族。

据《元史·祭祀志》记载,蒙古皇族以独木棺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明人叶子奇也说:“元朝官(棺)裹,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显然,萧太后梳妆楼内的独木棺就是史书中说的蒙古皇族葬具,而蒙古皇族中信仰伊斯兰教者只有阿难答一人。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系的王北辰教授最先注意到,萧太后的梳妆楼实际上为伊斯兰建筑。这种上圆下方的拱北式建筑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世纪的帕提亚王宫就采用这种形式。萨珊波斯王宫仍采用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式,如萨珊波斯王朝萨尔维斯坦(Sarvestan)王宫遗址。

伊斯兰文化在建筑形式上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清真寺往往采用这种建筑形式。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等人在元代亦集乃路的治所——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一座14世纪拱北式伊斯兰建筑以及波斯文残碑,其建筑形式与阿难答墓上建筑一脉相承。

从新疆喀什香妃墓所在伊斯兰陵园看,阿难答墓只是穆斯林陵园中一个地面建筑。阿难答卒于至大元年(1308年)。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那么这座墓上的拱北建筑将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伊斯兰建筑。

六、蒙古贵族墓与成吉思汗陵

蒙元时代,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他们从欧亚各国掠夺了无数珍宝,遂使蒙古人成为世界首富。尽管如此,蒙古皇族仍念念不忘“国俗旧礼”。这一点在蒙古皇族的丧葬制度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蒙古皇族仍在使用额尔古纳河山林时代的独木棺葬具。

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外贝加尔地区黑尔黑尔河畔移相哥城郊外熬卡什卡山发现一处蒙古贵族墓地。移相哥是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子,移相哥城郊外的蒙古贵族墓地被认为属于移相哥家族。这个墓地自北而南,排列了四座大墓。其中1-3号墓早就盗掘一空,墓中劫后之余尚有丝绸残片、漆器、象牙雕刻,看来三位墓主人的身份都是蒙古贵族,很可能是移相哥的近亲。值得庆幸的是,4号墓完整地保存下来。木棺上锢有铁圈,随葬品包括带骨制马镫的马鞍,带铁嚼子的马勒,装箭的桦树皮箭囊。墓主人是一个6岁小男孩,头戴绸缎帽,身穿绸布衣、衬裤和缎子里皮袄,脚穿皮靴。皮袄上系着一个内装银牌、火镰、火绒的小袋。他的右胸上有一个带喇嘛教梵文符号的银杯。叶子奇《草木子》说黄金家族成员的独木棺外面“以黄金为圈,三圈乃定”,移相哥家族的木棺外面用铁圈固定,属于蒙古“国俗旧礼”,只是级别比黄金家族成员以黄金为圈的独木棺略低。

为了使本文不至遗漏过多,我们还应提到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和兴和县两处蒙元墓地。兴和元墓为竖穴土坑,地表无封土,以木板棺为葬具。出土遗物带有浓郁的蒙古文化特征,无疑属于蒙古族古墓。乌兰沟元代贵族墓的规格较高,身着丝绸衣,头戴“顾姑冠”,随葬制作精美的鎏金银马鞍,金杯、金手镯、金耳坠、元代铜镜和瓷器等。

成吉思汗以来,历代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死后全要归葬故土,《元史》称作“起辇谷”。尽管《元史》没说蒙哥汗和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是否也葬在起辇谷,但是《史集》提到蒙哥汗葬在成吉思汗和拖雷的陵墓旁。元朝末帝元惠宗1370年死在应昌(今内蒙古赤峰)、《元史,顺帝本纪》说:“帝(指元惠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故知蒙哥汗和元惠宗也葬在起辇谷。换言之,蒙古四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和元朝十帝(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尔、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明宗阿剌吉八、文宗图帖睦尔、宁宗懿璘质班和惠宗妥懽帖穆尔),一无例外,全部归葬漠北起辇谷。

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奉诏赴蒙古高原,觐见成吉思汗,曾在1220年6月28日路经四大斡儿朵之一——杭爱山的“乃满国兀里朵”。丘处机在这里住了10多天,据说“汉、夏二公主”皆送寒衣具食品给他。这个斡儿朵位于色楞格河支流伊德尔河畔,原是乃蛮太阳汗的旧营,居住有成吉思汗的五后六妃,以也遂的妹妹也速干皇后为主人。《德兴府龙阳观记》亦载此事,其文曰:“大朝庚辰岁(1220年),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起)辇毂。”所谓“辇毂”,似即大名鼎鼎的“起辇谷”,那么起辇谷应在伊德尔河畔成吉思汗大帐附近。

关于起辇谷的位置,研究者有三种不同解释。《黑鞑事略》提到成吉思汗陵在克鲁伦河之侧,故俄国学者鲍乃迪、清末名儒沈增植、日本学者箭内亘和驹井义明等都将起辇谷的“谷”解释为河谷,以为是怯绿涟河谷(今克鲁伦河)的别译。法国学者伯希和另辟新说,认为“起辇谷”一词来自汉语,指山谷而言,该地名意为“乘辇起程的山谷”。为了自圆其说,甚至提出“起辇谷只是忽必烈及其后裔的陵墓,而中国史书却把它说成是成吉思汗和拖雷的墓地,从而犯了一个永恒的错误”。

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先生力排众议,首次提出起辇谷源于蒙语,也即《蒙古秘史》所说蒙古祖先发迹之地——“古连勒古”,蒙古语原文可拟作Koiralko或Kürelgü。他还根据蒙古学者佩尔列对《蒙古秘史》的地理考证,进而指出起辇谷当在今天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Tsenkhormondal)一带。关于古连勒古的位置,蒙古学者佩尔列说:“古连勒古……东经109°,北纬48°。《秘史》有一处提到这个地方在不儿合罕勒敦之阳,又三次提到桑沽儿河在古连勒古之中。现在学界公认桑沽儿就是今天的曾克儿河。可见古连勒古在不儿合罕勒顿之南(阳),桑沽儿河源在古连勒古。古连勒古当是指曾克尔河上游的一片相当大的地段,曾克尔河发源于波罗胡尔嘎温泉以西的山中。”

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地区尚未发现蒙元时代的重要古迹,但是在古连勒古之北约110公里的岱盛山(Daichin)有个重要遗迹。1926年,俄国学者康德拉提耶夫(S.Kondratiev)在岱盛山顶发现一座圆形石围墙遗址。这个地方在今天肯特省的巴特希雷特镇(Batshireet)附近鄂嫩河上游山林中,地处肯特山南麓支脉宾代尔山北麓。

岱盛山风景秀丽,峰峦叠翠,如今属于大肯特山自然保护区。石围墙遗址一面依山,另外三面则由红色石墙环绕,俗称施舍者墙(蒙语作Ogloch Kerem)、成吉思汗墙或红石岩。石墙高度不一,一般高2.7米至3.6米,绵延3.2公里。奇怪的是,石围墙内地表不见任何遗迹。康德拉提耶夫以为,这个城垣可能是元代(13-14世纪)遗迹。

20世纪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佩尔列也来此地调查,根据这里的陶器残片,他以为是辽代(10-12世纪)古城。1992年,加藤真二、三宅俊彦等日本学者为寻找成吉思汗陵再次来这里调查,但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在鄂嫩河中游的匈奴墓地,所以只在宾代尔镇附近鄂嫩河与巴彦河交汇地之南24公里包尔布拉格匈奴墓地附近调查了9座蒙元古墓,并没有对岱盛山石围墙做深入调查。

近年,美国一蒙古成吉思汗陵联合考古队对这个遗址发生浓厚兴趣,他们从美国带来先进的探地雷达,据说可探测地下11米。借助于这套探测仪,他们在石围墙范围内探测出60余座墓。大约20座墓分布在陵区上方高地上,其间有一条通道通往这片高地,陵区下方地势较低的地方探测到40座规格较低的慕。墓室呈长方形,用石块砌筑。上述60座墓中,至少30余座完好无损。从地表散落的陶器碎片看,墓地的建立至少要追溯到成吉思汗诞生时期。美国人相信这个地方就是成吉思汗陵园所在地,也即蒙元时代著名的“大禁地”。他们对其中一处祭祀遗址进行发掘,在石板砌筑的遗下发现弯曲通道,大部分弯向西方。从中挖出一个1米宽、1.5米长的石雕狼头以及一个20多岁少女的头骨。在一大堆肢骨和臂骨的下面,还挖出一个用朱砂染红的石头。据《蒙古秘史》,蒙古人的始祖是“苍狼”和“白鹿”,所有蒙古人都是他们繁衍生殖的后代。看来,这处遗址可能是蒙元统治者祭祖之地。在距石围墙50公里处,考察队还发现另一处蒙元墓地。据说这个墓地可能埋葬着800多名为成吉思汗送葬而被杀人灭口的蒙古士兵。

岱盛山遗址建有石砌围墙,这是辽代以来北方游牧人墓地共有的特点。例如,近年在内蒙古发现的耶律羽之墓就有类似的围墙。这类围墙亦见于弘吉剌墓地。弘吉剌部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弘吉剌部原来的牧地(额尔古纳河一带)封给了成吉思汗的兄弟拙赤合撒儿,而弘吉剌部的首领按陈那颜分封至答儿脑儿(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赉诺尔湖)为中心的漠南地区,大致在今天内蒙古东部草原以及河北北部部分地区。元初弘吉剌部首领封为鲁王,封地划归应昌路。据考古调查,鲁王城(今克什克腾旗达尔罕乡达赉诺尔湖西岸)东北2公里的一座小山脚下有一处弘吉剌部墓地。这个墓地周围也发现石砌围墙。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他们在墓地周围建石砌围墙的目的,是要防范牲畜践踏墓地。另一方面,蒙元时代蒙古葬俗有相当大的改变,采用秘葬,地表不留封土堆。“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黑鞑事略》);其棺椁“送至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草木子》);“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次埋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值得注意的是,岱盛山石围墙内地表无封土,这些古墓完全可能属于蒙元时代。

然而,蒙古学者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位于北纬48°和东经109°,岱盛山位于北纬48°24.857’和东经110°11.588’。尽管纬度与古连勒古大致相同,但是两者的经度却相差2°。岱盛山位于克鲁伦河、曾克尔河与鄂嫩河之间,南距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大约110公里。如果佩尔列的说法是正确的,美国人调查的“成吉思汗陵”也许只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墓地,而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子孙墓地则在岱盛山以南110公里处。

亦邻真先生首揭“起辇谷”之名源于蒙古语“古连勒古”,但是他并没有深究这个地名的词源。法国学者格鲁塞讨论了“古连勒古”的词源。他在《蒙古帝国史》一书中写道:“古连勒古(gurelgu)从词源说,指一种‘大蛇’。而只鲁格(djirüge)此言‘心’(海涅士《Wörterb.》53、91页)。原文说:‘他们寻找新驻帐地方于古连勒古山里面,这座山是位于不儿罕山前,在阔阔淖儿,小山合剌只鲁格之上,桑沽儿河的沿岸’(G.B.译本)。换一句话说,他们的驻帐地是靠近阔阔淖儿,这个地方,在合剌只鲁格山,位于桑沽儿河岸。哈剌只鲁格(Qara-djirugen)(逐字译为黑心),所以就是一座在古连勒古山地区(大蛇山?)的小山,这座山矗立于不儿罕山前。所有这些地点无可考。只有说到不儿罕山使我们联想这山在三河之源,在现今肯特山地区。”格鲁塞对古连勒古词源的讨论相当重要。如果这个解释不误,那么“古连勒古”意为“蛇山”或“大蛇山”。随着蒙古中世纪考古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揭开成吉思汗与蒙元帝陵之谜的时间将为期不远。

(本篇由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