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

要使文艺作品成为“高峰”,首先须得在精神、气质和血脉上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息息相通。任何与时代隔膜、疏离或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作品,不管技巧上做何努力,都不会产生黄钟大吕般史诗性作品。

文艺要想攀上“高峰”,说到底取决于人民接不接受、人民认不认可、人民喜不喜爱。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只有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作为实际鉴赏家和评判者,文艺才会有深厚根基。

攀登文艺高峰是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克服浮躁之气,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创作文艺高峰需要有理想信念支撑,有理想信念才会有筋骨,有崇高的价值系统才会深沉而厚重。

文艺高峰是时代需要人民期盼

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强调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正视当前创作中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中提出来的,探讨的是我国文艺创作如何同伟大时代、伟大事业、伟大传统相匹配,如何在世界文艺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问题。

作家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那么,作品怎样才算达到“高峰”?文艺家如何创作才能攀上“高峰”?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已经成为文艺繁荣重要推动力,成为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迈上新台阶、获得新成就的行动指针。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并将其贯彻到文艺创作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努力实现文艺质量飞跃,为人类文艺做出永载史册的贡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攀登文艺高峰的正确路径和条件

关于攀登文艺高峰的重要论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使文艺作品成为“高峰”,首先须得在精神、气质和血脉上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息息相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高峰,都须耸立在时代精神的峰巅之上。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紧紧相系,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才能显现出如雄鹰从高空俯视般目光如炬、视野宏阔的审美效应。因此,习近平同志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是文艺创作攀登“高峰”不能回避的课题。习近平同志多次讲道:“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显然,任何与时代隔膜、疏离或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作品,不管技巧上做何努力,都不会产生黄钟大吕般史诗性作品,都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因而是不足取的。

其二,文艺作品是否堪当“高峰”,最终是由人民判定的。归根结底,人民才是文艺合格不合格、优秀不优秀的唯一裁判者。只有人民由衷赞赏的作品才有可能划入“高峰”行列 。恩格斯曾指出:“某个作家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如果他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倾向、他的文学面貌、他的全部创作都一文不值,那么这和文学又有什么相干呢?”

习近平同志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对人民有没有感情“决定着文艺的命运”,只有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作为实际鉴赏家和评判者,文艺才会有深厚根基,即“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只有顺应人民意志、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一文艺经验的高度总结,精辟地道出文艺高峰的人民性法则。古往今来,所有堪称经典的高峰之作,无不是在“为人民”的轨道上运行。我们把这些论述同文艺“有‘高原’缺‘高峰’”判断相联系,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在探讨文艺缺少“高峰”的原因,也由此提出筑就“高峰”的路径。

攀登文艺高峰的应有态度与方法

攀登文艺高峰离不开时代和人民的选择,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素质和态度。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精辟深刻、引人深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攀登文艺高峰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克服浮躁之气,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习近平同志中肯地告诫:“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文艺既要有体量的增长,更要有质量的提升。要生产出文艺精品,就须得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下功夫,就须得“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从事创作。古今中外,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其魅力无不是充实内在的显现。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提炼创作主题,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呈现给人民。创作态度对作品“分量”和“高度”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在具备“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关于“典型人物”的论述,对攀登文艺高峰具有美学方法论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把“典型人物”塑造同能否创造出文艺高峰联系在一起。他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同时认为,“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这些见解,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而且切中肯綮地道出典型人物“高度”与文艺高峰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创作文艺高峰需要有理想信念的支撑。“高峰”不是形式的存在,而是精神的凸显。文艺创作有理想信念才会有筋骨,有崇高的价值系统才会深沉而厚重。文艺创作倘若理想信念滑坡,那将是最为危险的事情。缺少理想信念的充盈,表现形式再丰富,创作也会变得苍白和无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他坦言:“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文艺家要攀上“高峰”,修炼自身精神境界和锻造先进的世界观极为重要。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高峰”作品发挥着一般文艺作品难以企及的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还有一些有关攀登文艺高峰的论述。

比如,文艺家要“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文艺家“须有史识、史才、史德”,“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创作要“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面对祖国和时代“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等等。

这些重要论述无不为我们指引通往文艺高峰之路,深具启发和价值。

作者董学文 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