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臣,1908年8月15日出生在合水县固城乡小堡子庄。赵武臣幼时深受祖父进步思想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心里萌生了革命的种子,为他成年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赵武臣怀着“保境安民”的理想,在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部第三营当兵。后来他逐渐发现谭以部队为后盾,侵吞省府下拨各县的赈灾款,又以清乡灭匪为名,敲诈私商布匹和银币等,遂产生了退伍的念头。

1928年,陇东大旱,多县旱雹相继,寸草不生,颗粒无收。又值战乱,天灾人祸相加,粮价昂贵,土匪四起,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赵武臣收集土枪,组织民众,后与大山门李增萼的民团合并,成立了固城民团,消灭了附近的土匪,使当地百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不久,在固城止流村与进村劫掠的陈珪璋警卫团战斗中,李增萼战死,赵武臣被俘。后经陈珪璋部蒋云台的参谋长李玉生(赵武臣同学)说情,赵武臣才得以释放。

1930年,赵武臣在祖父赵凤鸣的支持下,卖地60亩,购买枪支弹药,再次打起固城民团的旗号,并夜袭了路过固城的国民党部队10余人,缴获枪支10 余条,一时声势大震。为发展壮大自己力量,提高军事素质,赵武臣率团进山,其父赵国璧参加了刘志丹红军游击队。在此期间,赵武臣受刘志丹的影响,逐步倾向革命。固城民团实际已成为刘志丹游击队的一部分。

1932年,赵武臣离开民团参加了红军,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介绍人调走关系中断)。1933年,赵武臣被刘志丹派往邓宝珊的新十一旅搞兵运。为了迷惑敌人,取得国民党的信任,刘志丹游击队与赵武臣民团在包家寨子进行了“激烈战斗”,赵武臣才得以顺利投入国民党新十一旅石英秀部下,在宋茂亭新兵营当了新兵连连长。之后,他结识了石部地下党员杨觉天、陈毅平、朱侠夫、杨定芳、杜陕山等。

1933年7月,赵武臣与新十一旅旅长石英秀部新任第三团团长杨觉天策划兵变,后因泄密,第三团被缴械,杨觉天脱险逃走,赵武臣被捕入狱。后经过多方周旋,赵武臣搞兵变的罪名才得以洗脱,最终消除了石英秀的疑虑,被允许赴天水军官学校学习,第三团遂解散被编入第一团。

1934年,赵武臣军校毕业后,回到新十一旅当参谋,后因精明强干而被邀去新十一旅一团当副官。在这里,赵武臣与牛化东、赵杰山,胡立亭、冯世光、李树林等共产党员会聚一处,秘密进行地下活动。1937年春,新十一旅一团营长曹友参、李树林和连长冯世光等共产党员的秘密活动被第一团三连连长、复兴社特务分子曹品山发现,密报给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此事被赵武臣发觉,并及时报告给了地下党组织。后第一团团长陈国宾奉命调查此事后予以否定,撤去了曹品山连长职务,委任赵武臣为三连连长。

1937年10月,新十一旅调防安边后,赵武臣因和“三边”党组织联系频繁,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怀疑。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赵武臣,驻扎在定边的八路军警三旅贴出标语:“打开安边城,活捉赵武臣!”把赵武臣和反动头子吴芬、史钫城等反动军官一样视若仇敌。敌人始知误会,疑虑顿消。

1938年4月,赵武臣以回家探亲为名,专程来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华池,与当地驻军三八五旅警五团团长袁渊秘密会晤。临别时,给该团赠送优等战马5匹,好枪10支,以表示对革命的赤诚之心。

1940年,受上级党组织指示,赵武臣和冯世光在安边公开合资开办“天聚成”杂货店,打着做生意的招牌,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资金,为八路军暗送军费。“天聚成”的生意分外兴隆,成为国民党军官抽大烟、摆“龙门”的场所,也是地下党组织与外界密传情报的联络点。这在当时的革命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赵武臣打入新十一旅后,内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外倚警三旅的密切配合,和敌人长期斗智斗勇,闯过了一次次阴谋考验,渡过了层层难关,及时把情报送出去,把任务带回来,多次巧妙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经过1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新十一旅第一团的共产党员决定于1945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起义。正在这时,赵武臣获得情报,得悉胡宗南密派吴芬、史钫城、张鼎成等人率史钫城第二团,以打野外的名义于三五日内来定边突然袭击,以武力整编第一团,搜捕共产党员。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情况,冯世光亲往警三旅联系,得到了贺晋年司令员的指示,决定争取主动,提前起义。赵武臣率三连冲锋陷阵,镇压首恶分子。10月25日起义成功后,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史钫城第二团。赵武臣在新十一旅一团起义当中,工作突出,被上级党组提升为一团二营营长。

1946年8月,内战迭起,军事繁忙。赵武臣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38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武臣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所表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革命精神,仍然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