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的集邮历程从高中时期开始,正好伴随我走过改革开放40年这段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

40年来,我国邮票从不同角度及时准确地记录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和诸多风云激荡、辉煌灿烂的重要事件。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邮政于2018年5月19日发行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资明信片各一套。邮票《伟大历程》一套1枚面值1.20元,主图选取代表改革开放精神、位于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标志性雕塑——拓荒牛为主要元素,衬以喷薄而出的太阳和飘动的红绸带,画面上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金字,附图为舞动的数字“40”,寓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纪念邮资明信片《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套1枚,编号为JP235,明信片邮票面值80分,售价1.20元。明信片邮资图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手印的雕塑为主要元素,附图则为现在小岗村的牌楼和农业丰收场景,生动表现了这一揭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历史性事件和农村改革发展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的缩影。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改革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春天来了,集邮爱好者的春天来了!当时邮电部发行了两枚以“春天”命名的邮票:J25《全国科学大会》全套3枚,其中(3-1)8分“科学的春天”;J39《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套2枚,其中(2-2)4分“文艺的春天”。

记得那时我初涉集邮不久,新中国邮票里,涉猎最多的就是当时发行的J、T票。J、T票于1974-1991年间发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发行的第一套J票是1979年3月4日发行的J36《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T票是1979年3月29日发行的T33《中国绘画·长沙楚墓帛画》。这两套邮票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之后的这些年里,都并没有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究其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年代,集邮的人并不多(中国真正的集邮是在8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集邮文化尚未稳固;二是两套邮票一套是名人纪念邮票,一套是古画题材的特种邮票,相对来说都比较淡雅,以T33来说吧,其设计更多的尊重了原画稿,古朴真实,但不够鲜艳亮丽;三是两套邮票的枚数、邮资都比较普通,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邮票发行内容丰富多彩、数量非常巨大,可谓硕果累累,这其中有一批“百万票”不能不提,因为这些票在推动邮市发展中可以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改革开放初期的邮票发行,J、T票每年各10余套,每枚邮票的发行量约在数百万至千余万枚。一般来说,常用面额的发行量会大一些,以千余万枚居多,高额邮资邮票一般发行量在数百万枚。发行量仅100万枚的邮票的确是数量极少的,这些“百万票”基本在1979年11月-1980年10月的一年间发行,在70年代之后是绝无仅有的,有:J51《国际档案周》60分、J55《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60分、J56《提高健康水平,提倡戒烟》60分、J58《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60分、J59《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70分、T50《风筝》70分、T54《荷花》70分、T55《西双版纳风光》60分、T56《苏州园林—留园》60分。这些“百万票”现在很是引人瞩目,分析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是这批邮票与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所发行的邮票相比,题材新颖、视角开阔、设计美观,广受喜爱;二是当时的通讯工具以“飞鸿传书”为主要手段,这些票面额标准、实用性好,而且广泛遍布的销售渠道便于大众购买和使用,故而用于邮寄信件所消耗的量比较大。当时的60分适用于国际航空邮简、国际航空明信片、亚太地区航空信函、国际小包,70分适用于国际航空信函10g、国际航空明信片、国际航空邮简、亚太地区航空信函10g,于是这些信销票大都飘落海外;三是当时有收藏意识的人比较少,有经营意识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故而通过收藏所留存于世的邮品比较有限。

40年来发行的邮票中,最受人关注的当属1980年2月15日发行的生肖票T46《庚申年》。该票26×31mm,齿孔11.5度,全张80枚,影雕套印,原画作者黄永玉,设计者邵柏林,雕刻者姜伟杰,由北京邮票厂印制。原计划发行500万枚,最终由于技术原因只印制了420万枚,发行量在360万枚。由于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图像美观,印刷精致,深受集邮爱好者欢迎,该票在集邮市场的价格上升很快,四方联和整版邮票的价格更高,其整版的价格在1997年市场高潮时曾达到22万元,2011年市值已疯涨至近120万元的天价,创造了邮票增值的世界性神话。目前“猴”票的总公司结算价(国家牌价)每枚1600元,增值2万倍。发行量小、消耗量大、存世量稀少以及特殊时段邮市特殊的发展轨迹成就了这枚“著名邮票”。

1992年起,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按年度统一编排顺序号至今。邮票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单枚印量多为数千万枚甚至更多。不可否认,这个时期发行的邮票更加丰富,人们对邮票、邮品的关注度明显增加,“集邮者”队伍迅速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邮市也是起起落落,最红火的时期应该是1996-1997年前后。我印象中1984年之前,应该没有比较正规的“邮市”,那时成套的纪特邮票基本上都是在邮票公司买的,1985年之后邮市逐渐兴起,邮协也很兴旺,也就是那时,我觅得不少以前的缺票,与邮友交换过不少的邮品。还记得我和一位姓陶的女邮友是当时无锡邮协为数不多而又活动积极的女性会员,也是最年轻的会员,1985年我们参加当时无锡市邮协举办的集邮知识竞赛都获得了三等奖。

1985年前后是我集邮兴致最高的时期。由于刚参加工作不久,工作压力不大,也没有家庭负担,经济上与之前的“穷大学生”状况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当时我几乎可以说是痴迷状态,对发行的新邮不但要买新邮票,还要寄首日封、收集信销票,尽可能地收集纪念戳、极限片、原地封等等,还不停地制作各种活动个性化的纪念封、片……参加过多次各类邮展,也获得一些奖项。总之,就是尽量去收集能想到的邮品,尽量去参加能够参加的活动。后来随着工作、生活状况的改变,逐渐回归理性,但一直保持着集邮的兴趣爱好。现在主要收集的有新发行邮票、首日实寄封、各类信销票、各种实寄封、台湾邮票,闲暇时也会觅拍一些以往的缺票,偶然中也为觅得的变异票、组外品而高兴一阵。

说到这里,不免要提到台湾邮票,说到两岸通邮。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通航、通邮、通商),结束隔绝、对峙状态。同年5月5日,邮电部正式开办寄台湾邮件,比照香港、澳门地区资费计算邮资,但因是大陆单向开放寄台邮件,台湾当局对大陆邮件一律拒收,退回原址,实际上当时的寄台信件需由第三地转寄。台湾当局于1988年3月22日同意投递大陆寄台信件,同年4月18日实施《对大陆通信办法》,由台湾邮政局委托红十字会受理两岸通邮事宜,1988年6月29日起启用“香港内详封”,即由台湾寄往大陆的信函,不粘贴邮票,不书写台湾地址,寄件人处仅写“香港 内详”字样,信函为航空平信,经香港转寄大陆,邮程长达10天左右,这种通邮方式实行了一年多。在两岸三通的趋势之下,台湾当局1989年6月7日通过《简化对大陆通信办法》,自6月10日起民众可直接在信封上写大陆亲友名址,并比照港澳地区资费规定贴足邮票后投寄。1993年2月26日台湾开办寄大陆水陆路信函业务。1993年4月29日“汪辜会谈”达成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通邮业务的协议,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后,两岸邮政部门遂正式互办挂号函件业务。

1988年3月至9月,台湾当局虽然同意投递大陆寄台信件,但对信封上的大陆邮票仍覆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宣传戳,并涂抹邮票上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1992年1月已改为“中国邮政”)。1988年9月底起,台湾邮政部门取消向邮件上加盖宣传戳,但仍对“中国人民邮政”文字予以涂抹,不盖落地戳。1989年10月14日,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邮政部门今后不再涂黑大陆寄来函件上的邮票。1993年起台湾对收到的大陆信件逐步加盖落地戳。大陆对台湾信函的处理,1988年时是邮票上加盖黑色条纹戳覆盖(笔者收集到的邮品提示各地使用的黑色条纹戳并不完全相同),并在背面加盖落地戳,1991-1993年后逐步取消加盖黑波纹戳的做法(各地邮政部门取消时间也不尽相同)。

我最初并不收集台湾邮票以及与之相关的邮品,但因为有亲属在台,往来的邮件会加以保存,随着海峡两岸实行“三通”之后两岸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交流交往。1993年我加入民革以后,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关注,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台湾邮品的收集及对两岸通邮史的关注不断增加。虽然现在台湾邮票及相关集邮品还不能进入国内各种邮展,但作为个人爱好,我还是坚持收集,特别喜欢台湾邮品的“精美”。从两岸通邮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两岸从隔绝对峙逐渐走向包容接受,“小三通”“大三通”来之不易,经历了一段漫长艰辛的道路。

40年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发展,40年人生道路上,集邮一直相伴于我,已成为为人祖母的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信邮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作为“国家名片”,也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未来,方寸之中将为我们记录下更多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