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座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那天中午吃饭,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王宪平等几人坐一桌,吃的都是当地的“土菜”。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特色。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六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节选)

  编者按

  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以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极为专业的音频制作,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本报从7月26日起开始连载《梁家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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