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忠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一些跨境分布,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零星分布。

彝族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拉罗”等不同自称。“诺苏”等彝族的自称的主要意思是“黑的人”或“黑色的人”。而“拉罗”的意思是“龙虎”,意思是“崇善龙虎的人”,或者是“崇善龙虎的民族”。

关于彝族族源,目前学术界学说流派甚多,说者不一,主要有“云南土著说”、“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等等。

根据彝文经典记载和彝族口头传说,多说彝族的祖先原在“世界的北方”,甚至还有具体说到原住西北高原的某处等。彝族巫师们为死者送魂的路线,也多指向北方。而据汉书记载,今四川汉源、沪定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称为“旄牛徼外”,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七十一年),这里的一些部落首领表示“举种奉贡”,史载所属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足见其地方广大,人口众多,而其中的一个白狼部落曾向东汉朝廷献了《白狼歌》,共有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其汉字音译和注释流传至今。

据许多语言学家考据,其语言接近彝语支(特别是其中的纳西语和傈僳族语),其中与彝语相同的词汇也有二十多个。傈僳族语言词汇与彝族语言词汇相同的则更多。据考证,纳西族和傈僳族的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从语言学角度上看,几个民族之间有众多音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或语音相近、词义相同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距今二千年左右,也有相当多的彝族先民在今川西阿坝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生息着。

但根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晋宁石寨出土发现的滇王墓,特别是其中出土的青铜铸器上,有一种编发的民族(人群),其服饰和发式也与彝族近似,这些考古材料又证明,远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云南的昆明一带也有彝族的先民活动。根据考古发现的窜铜器图像,滇池附近的统治民族并非编发的彝族先民,而是建立滇国的滇族(其族属未定),但这至少说明,西汉时代的云南已有彝族先民的足迹。考古史料说明彝族先民居于云南的明证,如昭通县后海子东晋时代的霍氏墓壁画,其中有两列行人头顶梳尖髻,状如大小凉山彝族的“英雄髻”(俗称“天菩萨”),其身着的披毡也与彝族相同,尽管这壁画出自汉族统治者的墓室,却也不能不成为彝族先民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就居在今昭通范围内的力证。

以上考古、文献和彝文记述的有关材料说明,至少是在二千多年前,今云南和四川的广大地区已有彝族先民分布。更值得注意的是,彝文、彝族传说和送魂路线,包括东汉时奉献《白狼歌》者,都是男子,这显然是父系确立后的反映,而在此以前的母系时代,彝族的发源地究竟何在?这仍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彝族的各种不同支系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其族源的传说和有关史料也不尽一致,这都反映了彝族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关于族源,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和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有学者认为,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文化最传统的一支,与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它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

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乌蛮”地区,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的奴隶制随之消亡,相反彝族先民地区的奴隶制随后绵延了上千年,有的地区如迪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才从根本上废除了彝族地区社会的奴隶制。

南北两宋300多年中,“戎”(今宜宾)、“泸”(泸县)、“黎”(汉原)三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国地方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一度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元朝时期,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年),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侵略 彝族(乌蛮)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或“拉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司”、“土长”的争取工作,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形成了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1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兹莫(土司)连成一片,相互支持。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在当时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以下“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四川、云南等的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和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民国期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一致,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各地的彝族地区在社会制度的确立方面,产生了差别,四川大部分彝族地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而其他地区则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意愿,把长期以来彝族族称被称为“夷”、“蛮”和“罗罗”等,统一为“彝族”的族称,据说彝族的“彝”字为毛主席亲自所取,意思是在新中国民族大家庭里,从今后彝族同胞,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建立了3个彝族自治州和10个彝族自治县,真正使彝族人民当家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