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律师,虽然看似颇为“闲散自由”,但每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当事人,常常奔走于司法机关中,时时关注着中国新法、新规的出台,每每研读其中的变革深意,深深感到这份职业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表面上看,我们也是社会“360行”中的一类职业,但我们这个职业却始终与国家法治的进步息息相关。

回眸律师的发展,也可以说历尽波折。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律师是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由国家发,编制统一配置,穿着司法局的服装,办公地点在司法局内。十年文革时期,律师制度随着公检法一起被“砸烂”,我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没有律师制度的特殊时期。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各项事业都开启了新的历史起点。最让法律工作者振奋的是,全会发表的公告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是这一段在当时听起来具有非凡意义的话,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定了总基调。

也是从这时起,我们的律师职业伴随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开始有了不断的进步:1979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律师制度,当时全国公职律师不足300人;1986年,全国施行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同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2015年8月20日,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在我国法律事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说,国家每一个阶段关于法治的改革发展进步,对我们律师业都是一次发展的机遇,对我们律师职业人都是莫大的鼓舞。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00人到如今中国执业律师总数超过30万人,可见律师行业的迅猛发展。

一个国家从自我封闭走向改革开放,自然也形成了对法律的巨大社会需求。经济要持续发展,政治要文明进步,社会要和谐稳定,人民生活要全面提高,这些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4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而迫切的需求背景下,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稚嫩到成熟,从学习西方经验到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几位老律师曾回忆说,刚当律师没几年,官司就越来越多了。当时,因为律师的出现,让“坏人”也能获得必要的帮助,老百姓都很新奇,“坏人”的家属们当时也很高兴。经常是律师事务所还没开门,当事人就堵住了办公室的门。从这儿也能看出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前大家觉得打官司是丢人的事,逐渐变成找律师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2002年, 我走进黑龙江吉相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薪资律师。我当律师的时候,当事人堵门的情形已不复存在,那些鹤岗当年的第一代律师们不时遇到当事人动辄下跪、感激涕零的现象,也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而当事人投诉律师的事情倒是时有发生,这说明人们从单纯的相信律师已经变成了求证法律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当时,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行业激烈的竞争。记得当年一同学法律的很多同学,后来大多数都没选择做律师。因为这个行业压力太大,首先是寻找客户,大多数时候你会面临众多同行的竞争,总有人愿意承受比你更低的价格;其次,你要面对还不完善的司法环境,很多法律规定好的程序,实践起来有太多莫名其妙的障碍,你会感受到比其他职业更多的挫折感。

但在另一个层面,普通老百姓直接感受到了律师作为人民雇员的好处,律师的服务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尽心尽责。

随着律师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发展,律师与“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脱钩的合伙制改造已经完成。在我市,现有律师已经彻底地从国家雇员转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无须经过复杂的人事招考即可进入;日趋自由的工作性质,相对不菲的收入,也令法律职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逐渐升温。

从事律师职业近20年来,我和许多同龄的律师,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代律师的典型样本。在我们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中国律师在国家层面,在我市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中介”、“从商业化到社会责任”的巨变。

变化的同时,法律业界开始反思律师商业化带来的弊端:对抗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泥沙俱下,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在金钱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记得在学习《律师法》的时候,所了解到的律师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的职业,就是到了后来2001年的《律师法》版本,第二条中仍然规定了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关于这点,2007年,新修改的《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义,额外加上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法律正确实施的维护者,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三项使命。明确了律师首要的使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一个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立场,在新中国却花了将近70年的时间才得以确定,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所持的谨慎程度有多高。

40年的历史并不算太长,我们都还能记起,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传播手段,差不多都在传达着一个声音——呼唤法制,呼唤立法。谁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没有法律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前方不是地雷阵,就会是万丈深渊,每一个改革的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试验品和牺牲者。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律师职业的进步,我不断地咀嚼着设计律师制度的初衷,是令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时,有一个基本的救济渠道,有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这是社会给予律师这个职业的荣耀和期待。我和我的同行们正以这份荣耀,共同努力在国家法治不断进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