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路过长宁区茅台路,总要驻足仰视我家旧居的窗户,努力多看上几眼。那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母亲去世后,房子已重新装修,出租给房客了。我仿佛还能听到母亲慈祥的绵绵细语,仿佛还能看到父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我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父亲几乎是茫然无知。我还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从父亲单位领导所致的悼词中才获知:父亲曾在上海自来水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电力公司等单位工作过。

那些企业可都是上海现代工人阶级的摇篮哇!

在我满含热泪为父亲写悼词时,大姐告诉我:父亲以前在杨树浦发电厂曾和一位地下党一起工作过,后来这位地下党被国民党军警抓去杀害了。

父亲以前会是地下党吗?我头脑中突然蹦出了个悬念。在我整理父亲遗物时,一本红色的《工会证》赫然出现在我眼前。上面记载着父亲1946年8月加入上海市总工会。

在我朦胧中有记忆后,我只知道父亲是家中老大,还有三叔和四叔,但从没有见过二叔。父亲曾神色凝重地告诉过我:你二叔以前是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后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杀害了。

父亲什么家务活都能干:洗衣服,给孩子们修鞋;做中餐西菜;每年他都要用石灰水刷墙,油漆地板,把简陋的家整饬得干干净净。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楼前建了个迷你型小花园,春天的蔷薇,夏日的桑椹,傲霜的秋菊,冬天的腊梅——成了楼上楼下小朋友观赏游玩的“植物园”。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在小花园内养鸡养鸭养兔种菜——父亲教会了我好多本领。父亲在我家居住楼前还搭了个葡萄架廊。国庆前夕,父亲总要在葡萄架上张灯结彩。当时,我是他的小助手,手里挎个装满五颜六色灯泡的篮子,由我给登高的父亲递各色灯泡。国庆节那天晚上,我家楼前葡萄架廊上彩灯五光十色,大概当时是天山二村最亮眼的。

在家庭相册中,还留有一张父亲戴大盖帽,穿制服,坐在奥斯丁轿车内的英俊照片。母亲告诉我,父亲曾给电力公司老板开车。至于父亲怎么会从杨树浦发电厂调到电力公司老板身边开车的,她也不得而知。母亲只记得那位老板是美国人,他住在国际饭店,我家住在国际饭店后面,凤阳路上的一条弄堂里。父亲每天负责接送美国老板上下班。

母亲还告诉过我一个父亲在抗战时期的故事:有一年闹米荒,市内买不到米,得去鱼米之乡青浦买,而青浦又被日本人把守着进出路口,不让任何车运粮食出关卡。父亲开着美国老板的奥斯丁轿车每个月去青浦一次,总能顺利地买到米,把家中的口粮运出来。

母亲问父亲:日本人怎么在你车内检查不出米?

父亲神秘地告诉母亲:我在司机踏脚板部位,往下做了个铁皮箱,把大米填满铁皮箱后,盖上盖板,然后铺上一块地毯。日本兵怎么能想到我的脚下有米呢?

一位保卫过钱塘江大桥的地下党告诉我,做地下党的最高境界:你的言行举止做得必须和生活中的凡人一样!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今天已无从考证。但我怀念热爱生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