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江

史话

边塞军旅文化

固原由于地处边陲重镇,有关战争的历史非常丰富。“御边之策,防秋之举,几乎史不绝书”,《宣统固原州志》卷六“兵防志”中设“纪战”一节,以编年体方式集中记载境内历代战争76次。在大规模的军屯期间,守边战士不仅有守疆之责,更重要的是参与了当地塘汛、马政、城防、城建、农桑种植、畜牧养殖、驿站交通等各方面的建设,尤其部院大臣、封疆大吏随军旅来固原后,掌管一方大权,把各地不同的文化元素带入固原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固原多元文化的强有力推动者。军旅文化的兴盛,造就了当地民风“尚勇无怯”,“武功之盛则鲜与固原为伯仲者”,在军旅文化的辐射带动下,仅《州志》清代人物志名录中武官的人数(424人)为文官的五倍。他们当中更多的人担任高级军职,一批固原籍的悍将猛士散布全国。他们是,顺治年间浙江提督石国玺、广西总兵马蛟麟(回族)及其子广西提督马雄;康熙年间有甘肃提督董成、汉中副将马子云;雍正年间有固原提督马焕;乾隆年间有固原提督杨鋐、潮州总兵杨起龙、安龙总兵崔杰、重庆总兵吴宗茂、汉中总兵吴亨衍以及安西提督豆斌;嘉庆年间有湖南镇筸镇总兵豆福魁(豆斌之子)等等数不胜数,而清朝数百年固原考入文举者寥寥数人,“关西出将”,文弱武驰的文化现象在固原尤为突出。

固原地处边陲,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是历代边塞诗人吟诗创作的理想之地,且大部分诗作都描写的是边塞的荒凉、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唐代王昌龄的《塞下曲》、贾岛的《送李寄曹》、王维的《使至塞上》、陶翰《出萧关怀古》等。

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后,每年防秋,固原三边总制府移驻花马池(今盐池县),固原总兵移防下马关(今同心县下马关镇)居间听调,陕西巡抚移节固原,组织内地府县全力支前。史称“花马池防秋”。围绕边塞防秋,守关将士,文人墨客在固原即兴留下了数量众多,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张珩在《防秋四首》(其二)中写到:“兴武营西清水河,牧童横笛夕阳过。逢人报道今年好,战马闲嘶绿草坡。”

清代也有大量描写固原的诗词,此后成立的萧关诗社更是对固原诗词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历史上随着固原军事地理位置的日益凸显,一批博学多才的部院大臣、贤臣良相纷纷入住固原,一些随迁人员也落籍固原。他们对固原城池建筑、畜牧发展、生态文明、边塞民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梁氏一门因梁皇后梁妠(今宁夏固原人),前后出了七候、三皇后、六贵人、两大将军。北魏末高平(今固原县)人万俟丑奴为关陇各民族起义首领,于建义元年(528年)称天子,置百官,改元神兽。字文泰之子宇文邕(北周武帝),小时就同其弟字文宪(后封齐炀王)一起被寄养在北周原州(今固原)刺史李贤家中,长达六年之久,李贤后来官至大将军,字文邕后来做了北周的皇帝,称为周武帝。他经常到原州来,到李贤家,不分君臣,而按年龄大小排次序坐。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边塞军旅文化有关。

固原州城的建设已有千年的历史,兴于战争毁于人祸,但其规模之大,建筑特点之鲜明世所少有。从固原仅存的明代《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清代《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可知:从明代总制军务户部尚书秦紘到总督石茂华再到清代的陕甘总督那文毅数百年的不断建设修缮,固原州城无论从规模还是艺术造型,在中国州城建筑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在边塞城镇建设上亦无出其右。在这一庞大建筑艺术工程的影响下,被彪炳史册的固原建筑还有麒麟碑、五龙碑、禹王塔、铁狮铜猊、铜人铁马、望军楼、万乐亭、东岳庙、文渊阁、万昌宫、南池子、乐溥堂等众多精彩绝美的建筑艺术。其中以明代总督石茂华建的乐溥堂为例:不仅建有江南特色的楼亭台榭与夕阳晚照交相辉映,更兼有莺歌燕舞与清风朗月的诗情画意,人们把它与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仙人居住的蓬莱相比,故称“蓬沼听莺”。是一处湖水碧波的园林文化与寺庙文化结合的建筑组合。这也是军旅文化给固原建筑艺术输入的新鲜血液。

固原长期以来是游牧民族争夺与活动的重要场所,汉代、唐代、明代固原的“马政”建设在全国首屈一指。西汉时,国家六个畜牧业管理机构“牧师苑”中,有5个就靠近今固原;唐代固原更是上升为国家最大的养马中心和西北畜牧指挥中心,官营畜牧业发展迅速;明代则在固原设群牧监,负责官马放牧,大兴马政。马政的兴盛则深远地影响了固原当地的社会生活。固原的众多地名都与军旅文化中的战争与马政息息相关。譬如:与战争有关的地名有好水川、石城、白马山、穆家营等。与马政有关的地名有大营城、头营、二营、三营、四营、五营、六营、七营、八营共九处城池,即是马政的管理机构,也是牧马人的住宿之地。此外,军旅文化也给固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边塞历史文化遗迹。譬如:战国秦昭王修筑的长城遗迹、将台堡、朝那城(彭阳古城镇)、固原城、瓦亭城、羊牧隆城(西吉火家集)等,还有李贤墓、曲端墓、豆斌墓以及秦直道、萧关古道、茶马古道等诸多文物古迹。

固原边塞军旅文化也直接影响了固原饮食文化的变迁。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自筹自备。如唐代规定,应征府兵需自备麦饭、米等给养。宋军出征时,采用军粮发给个人随身携带的供应办法。

二是军屯自给。中国的军屯始于西汉,汉武帝曾在西北边地置屯田戍卒60万人,亦兵亦农,以解决平时士兵的生活需要和战时的粮草需求。秦汉时期,中国军队的野战食品开始出现,并逐渐丰富发展。秦人用小麦、大麦或黑麦面粉烙成的墩饼,可以保存十天到半个月。相传,这种墩饼足有5斤重,15厘米厚,直径可达50至60厘米。有的士兵在墩饼上钻两个眼儿,用牛皮绳系好,前胸后背各搭一个,在战时充当盔甲使用。后来大家便将这种墩饼称作“锅盔”。

三是就地取给。汉孝文帝时募民转粟于边,能者拜爵。明政府以授予食盐运输权为条件发动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保障边防驻军的供应。清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用于采购粮料和炒面的经费,几乎占了给养费用总数的一半;雍正帝用兵西北,曾在蒙古扎隆克地区购买绵羊40万只、山羊10万只,有效解决了部队的需要。北方游牧民族最主要的军粮是风干肉。一头牛被杀后,上百公斤牛肉经过风干加工,变成十几斤、二十几斤的肉干,随身携带出征,一个士兵可以吃几个月。

四是国家供应。国家以赋税形式征集粮食,先仓库存储、后供应部队的保障方式成为军队饮食保障的主要模式。小米做为军粮从上古时代一直持续到唐朝。

宋朝以前,一般炊具都是陶器,极少有铁锅。陶器最适合煮粥,而不适合炒菜。夏商周三代都是煮小米粥,而且还是菜粥。需要在粥里加入各种野菜,野果,豆类甚至是放入肉类的肉粥。这种军旅饮食方法在固原最终发展演化为“烩菜”。

到了明代干粮成为最好的军旅方便食品。正所谓,“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人持乾粮三斗,可用数旬”。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粮草”是后勤的代名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的“粮草”就是指后勤。

以上食品既是军营不可或缺的主要食品,也成为老百姓的主食。宋代军队十分重视野战食品的生产加工,北宋研究了干粮、硬盐块、粗布醋干、豆豉的制作方法。这些干粮、干食已经运用了脱水和压缩原理,成为军队最早的脱水压缩食品。元军以骑兵为主,结合游牧生活方式,在沿用宋代干粮、干食的基础上,制作出乳制品和腊肉制品,相当于今天的奶油、奶粉、腊肠和香肠。

中国历史上对固原的开发一直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致使固原经济带有典型的军事边塞经济的特点。从秦昭襄王修筑长城,汉武帝王六出萧关,赫连勃勃高平创业,唐太宗亲临西瓦亭观看牧马,宋王朝接连修筑城寨,元蒙兴建开城安西王府,明设九边重镇,清代大规模的战乱,这些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所形成的军旅文化,无疑对固原经济发展及文化的丰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