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真正能够塑造中华民族人格,影响社会政治经济进程,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流派,只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之说,这是对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总称。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统计,先秦时期数得上名字的有189家,著作4324篇。大浪淘沙,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光的流逝,那些保守陈旧的思想家及其流派消失了,留下的是生命力比较强健的思想流派。还是这个班固,明确提出了“十家九流”的概念,“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由于小说家已没有影响,这就有了“九家”或“九流”概念。历史发展证明,道家、儒家生命力在九流中最为强健,其余七家,要么像墨家那样消失了,要么像法家那样式微了。当今中国,只有道家、儒家思想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行为路径。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既是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骨髓的基因,又是左右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每当中华民族面临振兴崛起的关键时刻或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无数志士仁人或赞叹或批判、或问道或问仁,回过头去请教老子与孔子,希冀从他们那里获取精神食粮、智慧清泉和前进动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比较研究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的思想。这些比较究其异者多,求其同者少,普遍认为老子与孔子是两个对立的人物,道家与儒家是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诚然,无论是基本概念还是思想范畴,无论是逻辑体系还是理论架构,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都是差异大于同一,差异是基本的。但是,差异并不否认同一,更不意味着泾渭分明的对立。

据先秦史料记载,老子与孔子有过多次交往,《庄子》一书详述了老子与孔子的四次交往。在老子与孔子交往中,两人非但没有互相贬斥,反而是互相研习,相处十分融洽。《庄子·天运》篇可分为七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都是关于老子与孔子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对于老子思想的传播,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礼记·曾子问》有四处记载,都是孔子复述老子的思想观点,即“吾闻诸老聃曰”。这一方面说明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则起到了传播老子思想的功能。《论语》一书也有类似情况,“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老子“报怨以德”的观点,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作用。当然,我们记述老子与孔子的交往交流,目的还是为了探究两人的共同点和思想的同一性。

背景相同。这不是直接比较研究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内容,却是研究两人思想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约长孔子20余岁,他们生活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由于生活年代相同,就有了可比性,也就构成了老子与孔子同一性的多种表现形式。面对同样的历史趋势,这就是春秋的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政治体制由君主、贵族等级分封制走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全国局势由分裂趋于统一,华夏族与周边族群以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为纽带而日趋融合。身处同样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乱。西周灭亡,都城东迁,周王室衰微而愈加溃败,统治秩序日益败坏;诸侯争霸不已,征战讨伐、攻城掠地,春秋初期140多个诸侯国逐步演变为14国,尔后相继出现了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纲纪解纽,周王室与诸侯之间是“大宗”不尊和“小宗”叛乱,诸侯国内部是弑君杀父、内乱不止;礼崩乐坏,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失效了,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瓦解了,新生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仅朝不保夕,而且无所适从。这些乱象的集中表现就是战争,“春秋无义战”。老子与孔子鲜明表达了相同的反对战争态度。老子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以道辅佐国君的人,不靠武力强行天下,发动战争就会遭到报应。军队驻扎的地方,就会荆棘丛生;打了大仗之后,必定有荒年。孔子则拒绝学习军事和战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意思是,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陈列之法。孔子回答,礼仪方面的事情,我曾听说过;军队方面的事情,从来没有学习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统治者荒淫奢靡,《左传》描述道:“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另一方面,老百姓民不聊生,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孔子则大声疾呼:“苛政猛于虎”。追寻同样的梦想,面对春秋乱世,有识之士试图从理论上探索战乱的根源,寻求实现和平相处的社会方案;思想家进而探究人世的哲理,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老子与孔子是出类拔萃的思想伟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却怀抱着同一志向,生长在同一土壤。树虽不同,根脉相连,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目标趋同。张舜徽指出,诸子百家都离不了为政治服务,“他们的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这一论断基本符合诸子百家的思想实际,孔子倡导入世,自不待言,即使老子这样的玄思者,也不能例外。他们著述立说的根本原由,就是要消除社会动乱;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就是要安邦治国,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老子与孔子都有入仕从政的经历,这使他们熟知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又使他们对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典章制度,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老子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成年后任周之守藏史,因“见周之衰,乃遂去”,即辞官归隐;孔子曾任鲁国司空、大司寇,因不满统治者声色犬马,毅然辞鲁周游列国。两人集一生经验和学问之大成,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各自提出了虽有差异实为同一的政治主张。老子思想表面是无为,是柔弱虚静,谦退避世,实质却是入世的,这和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老子看来,无为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实现目标的行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由此可见,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效法天道,顺应自然,反对妄为和勉强,从而实现民化、民正、民富、民朴的治世目的。老子认为,治国是必需的,只不过治理大的国家和烹食小鲜是一个道理,不要经常去打扰它,搅动它,“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认为,追求功名是正常的,只不过是功成之后不要居功自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功成之后不要恋位,不要贪图权力,而要急流勇退,“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认为,君王想治理好国家无可非议,只不过要遵守无为之道和不争之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故天下乐推而不厌。非以其不争耶?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孔子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入世精神和为政欲望,“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意思是,如果有人任用我,至少不会把它建设成像东周那样的动乱社会。在孔子看来,社会之所以动乱无序,是因为乱了名分,所以要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意思是,弟子子路问,假如卫国国君要你去治理国家,你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首先一定是正名分。正名的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建立具有等级、角色清晰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统治者必须做到身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统治者身不正,就不能正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如果自身正了,对于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使自身端正,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必须推行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必须重视民生和教育,“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驾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教育和教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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