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兀人西迁路线图

西乌珠尔草原蒙兀人墓

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二、蒙古史前遗迹的发现

如前所述,蒙古祖先起源于今天内蒙古、黑龙江两省与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交界地带。这个地方的考古文化序列是50年代以来中俄考古学家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在鄂嫩河与石勒喀河流域发现一种新型考古文化,奥克拉德尼科夫后来命名为“布尔霍图伊文化”。这个文化采用竖穴土坑墓,无葬具(个别用石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或西北。随葬器物为附加堆纹和刻划纹平底陶器、桦树皮器皿、柄端带圆环的铁刀、骨弓弭、骨镞等,不随葬家畜。尽管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分布范围覆盖了蒙古人起源地,但其年代不晚于8世纪,自然不会和蒙古祖先有什么联系。据唐史所述额尔古纳河民族分布,布尔霍图伊文化大概是骆驼室韦的考古文化。

80年代末,俄国考古学家终于在中俄边境界河——额尔古纳河北岸发现了与蒙古族源相关的考古资料,今称“达不孙文化”(Dabsun Culture)。据俄国学者基里洛夫研究:“在额尔古纳河还有一些墓葬,其形式是于覆盖的大石板下深约3-3.5米处,即为狭窄的墓穴,死者的头朝向西北,安葬在独木棺类型的棺材里。这种墓葬目前还是一个谜。尽管随葬品的整体组合与中世纪的游牧民族相一致,但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件陶器却与我们已知的不同,它表面亮泽、灰色、小口、器身匀称而细长。这一现象使额尔古纳河流域遗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比贝加尔其他地区更加扑朔迷离的画面……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新的文化类型,起源于铁器时代早期,但是在布尔霍图伊文化时期的综合体内得以延续并有所变化,按我们的观点,它们同蒙古族,更确切些说是同蒙古语族的民族起源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能够从布尔霍图伊文化本身的构成成分中区分出独立的区域性的文化类型,因为在随葬品中带有明显的突厥成分并与布尔霍伊的埋葬仪式(头向东,侧身屈肢)有着原则的差异。我们提议,以这一文化类型最先发现的地方——达拉孙——而命名为‘达拉孙文化’,在时间上,我们将其确定为6-9世纪。”

达不孙文化与布尔霍图伊文化分布在同一地区,据考古学原则,两种文化不可能在同一地区长期共存。众所周知,文化的消亡往往和王朝更迭紧密联系在一起。蒙古高原的政治格局恰恰在8世纪中叶发生重大变化,蓝突厥人退出历史舞台,回鹘人在漠北兴起。看来,布尔霍图伊文化随蓝突厥人一朝覆亡而消失,那么达不孙文化的兴起当在8世纪中叶蓝突厥灭亡之后。既然8世纪以前布尔霍图伊文化仍在额尔古纳河北岸流行,那么达不孙文化的年代不会是6-9世纪,而是8-9世纪,相当于回鹘汗国时代或晚唐时期。

达不孙人使用的“独木棺”,就是把整根原木一剖两半,中间凿空制成的葬具。尽管基里洛夫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他将独木棺定为蒙古祖先遗迹,的确有先见之明。据《元史·祭祀志》,蒙古皇族以独木棺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明人叶子奇也说:“元朝官(棺)裹,用椀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由于蒙元皇帝秘葬大肯特山的起辇谷,蒙古贵族使用什么样的葬具,无人知晓。近年内蒙古敖汉旗和河北沽源两个考古新发现,终于让人们认识了蒙古贵族葬具的“庐山真面目”。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近年征集到一个雕花独木棺,由于年代久远,棺底已经腐烂殆尽,但是棺顶和四边都保存完好。棺顶中部主题花纹是凤纹,两侧配有卷蔓灵芝纹,主题花纹两边各雕有一个道教始祖天尊像。研究者把独木棺上的纹饰和图像与辽代陈国公主墓随葬品的凤纹和道教始祖天尊像进行比较,以为是辽代蒙兀室韦之物。这两个雕像是否为道教始祖天尊像并不十分确定,从构图看,更像是佛像或菩萨像。众所周知,蒙古人信仰道教和佛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才开始的,那么这个独木棺不会早于13世纪初。另一方面,这口大棺材长达2.66米,宽0.7米,一定相当重。发现者不得不就近处理,出土地点不会离收购地点敖汉旗太远。

据《圣武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夺取金中都(今北京)以北地区后,分封给了札剌亦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时称“五投下”。蒙古贵族在敖汉旗一带营造墓地当在1211年成吉思汗设“五投下”以后。独木棺的纹饰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凤纹刺绣相似,年代可晚至13世纪初。这时,弘吉剌部已从呼伦贝尔草原南下,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和河北北境一带游牧。敖汉旗属于弘吉剌部封地,这个雕花独木棺可能属于弘吉剌部。

敖汉旗独木棺毕竟不是发掘品,用来解释蒙古贵族的葬俗尚不足以服人。无独有偶,河北沽源县近年还发现一个蒙古贵族的独木棺,这次却是正式考古发掘所得。我们将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总之,蒙元时代独木棺的发现,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说明额尔古纳河北岸达不孙文化的独本棺应是蒙古族葬具的祖型。这种独特的葬俗和室韦人“尸则置于林树之上”的传统葬俗既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说明早在额尔古纳河时代,蒙兀人就从大兴安岭室韦诸部脱颖而出,初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丧葬礼俗。

据俄罗斯考古学家调查,达不孙文化“分布范围同外贝加尔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联系在一起,大体上在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在9世纪以后,该文化的遗存在这一地区再没有发现。”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额尔古涅-昆的蒙兀人迅速复兴,大约在8-9世纪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森林草原,并在这个地方开始游牧化,所以达不孙文化“随葬品的整体组合与中世纪的游牧民族相一致”。

在草原史官的记述中,有一个重要细节往往为研究者忽略。《蒙古秘史》开篇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渡过腾汲思海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腾汲思海即呼伦湖,那么蒙古先民离开额尔古纳山林后,并没有直接迁往蒙古高原,而是南下呼伦湖东岸。他们在呼伦湖以东草原体养生息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渡腾汲思海,西迁不儿罕山,以至于数百年后蒙古历史传说仍对腾汲思海记忆犹新。据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考证,成吉思汗一名来自“腾汲思”,这个词借自突厥语tengiz(大海),那么“成吉思汗”一词意为“大海汗”。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仍以“大海汗”为称号,只是改成了蒙古语dalan-in qaan(达赖汗)。成吉思汗用“腾汲思”作为大汗称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1252年《蒙古秘史》草成于克鲁伦河畔曲雕阿兰,草原史官未及详述成吉思汗祖先定居腾汲思海的历史。直到14世纪,拉施特才根据另一个蒙古传说讲述了这段历史。他在《史集》中这样写道:“当这个民族(指成吉思汗的祖先)在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皮,(用那些皮)作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

蒙古先民下山后来到的“原野”似在腾汲思海以东草原。据《蒙古秘史》记载,率领蒙古先民下山的首领名叫“朵奔伯颜”,他的妻子名叫“阿阑-豁阿”。这个传说的主人公是历史真实人物,据法国学者格鲁塞考证,两人的第六代孙就是大名鼎鼎的合不勒汗,《元史》称“葛不勒汗”。他在1147年大败金军,迫使金朝“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处团寨与之,岁遗牛羊豆,且册立其长字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古人常以30年为一世,那么朵奔伯颜率部下山时间当在967年(=1147-30×6)左右,相当于辽代初年。

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成吉思汗祖先移居腾汲思海的历史。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呼伦湖(即腾汲思海)东北65公里的西乌珠尔草原发现一处独木棺墓地。这个地方今属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墓地位于海拉尔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建在一个2公里长的流动沙丘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里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可惜大部分墓葬已遭到破坏,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了3座墓,皆以独木棺为葬具,仰身屈肢葬,头向北偏东。随葬品包括小口残陶罐、桦树皮弓囊(内装木弓)、骨弓弭、木马鞍、铁刀、铁箭头、蹀躞带铜牌饰、铜带扣。此外,发掘者还在地表采集到铁马镫、银耳环、陶罐、陶壶等文物。尽管独木棺的年代数据在680年左右,但是随葬品如小口陶壶、铁镞、蹀躞带铜牌饰、铜节约等,皆为辽初常见之物,所以发掘者将其定为辽代早期契丹墓。

1995年,在这三座独木棺墓南侧又发现三座古墓,全面揭开了西乌珠尔墓地的文化内涵。与上次发现的不太一样,其中两座墓以桦木板棺为葬具,另一座以桦树皮棺为葬具。除此之外,无论葬俗还是随葬品,皆与上次发现的独木棺墓相同。只有2号墓(95CXM2号)保存较好,墓主人仰身屈肢,头向北偏西30°,头上盖有两片麻布。随葬品主要为陶罐、陶壶、木马鞍、牛皮弓囊、桦木弓、桦树皮箭囊(内装铁镞桦木杆箭)、陶器、铜牌饰、玛瑙和玻璃珠饰、铁马镫残片,显示了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这次发掘还澄清一个重要问题,可以确定1988年在这个墓地采集的陶器和铁马镫出自桦木板棺或桦树皮棺。发掘者把这三座墓也定在辽代早期,认为“这次清理的三座墓葬应属于以往清理的西乌珠尔古墓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3年召开的内蒙古东部文物工作会议上,有学者根据叶子奇《草木子》,提出西乌珠尔独木棺墓属于蒙兀室韦遗迹。这个说法现在已为学界普遍接受。然而,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西乌珠尔墓地与额尔古纳河北岸达不孙文化的联系,两者葬具都采用单片形式的独木棺,并随葬小口陶壶等,无疑属于同一文化。耐人寻味的是,两者年代相互衔接,达不孙文化年代较早,不晚于9世纪;西乌珠尔墓地年代稍晚,不早于10世纪初。由此可知,蒙兀人约在8世纪中叶从额尔古纳河上游原始森林南迁额尔古纳河北岸森林草原,形成达不孙文化,然后于9世纪末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达不孙南迁呼伦湖东岸的西乌珠尔草原。蒙兀人在腾汲思海以东草原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留下西乌珠尔墓地。蒙古乞颜部显然就从西乌珠尔草原启程,渡腾汲思海西迁,最后于10世纪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建立新的家园。

据蒙古历史传说,蒙古部落最初只有乞颜和捏古思两个氏族,朵奔伯颜率乞颜部从大兴安岭下山后不久去世,他的妻子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与神灵交往,生下不少儿子。后者的子孙之间形成内部禁婚集团,或称“尼鲁温”;而同样源出大兴安岭、与乞颜部实行族外婚的部落则称“迭列列斤”,最早的“迭列列斤”是涅古思部。关于这两个蒙古氏族,亦邻真分析说:“尼鲁温可能是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而迭列列斤可能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人。尼鲁温和迭列列斤之间可以互通婚姻,这种外婚制关系似乎是从远古传说中人格化的两个氏族乞颜和捏古思延续下来的。据《史集》记载,尼鲁温蒙古中有乞颜氏族,迭列列斤蒙古中有捏古思氏族。”

我们在西乌珠尔墓地所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场景。独木棺是从大兴安岭下山的乞颜部古墓,桦木板棺或桦树皮棺则为与乞颜人通婚的某个“迭列列斤”部落,而西乌珠尔墓地是这两个互为姻娅的原蒙古人的公共墓地。西乌珠尔墓地的不同葬具,或许代表了原蒙古人的不同氏族,独木棺墓与《元史·祭祀志》所记蒙古皇族葬具相同,属于成吉思汗家族所源出的乞颜部,而桦木板棺墓和桦树皮棺墓则为与乞颜部互为姻娅的“迭列列斤”部落。

三、10世纪初欧亚草原上的民族迁徙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中国北方建立契丹王朝,926年改国号为“辽”。辽朝疆域“迨于五代(907-960年),辟地东西三千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易县拒马河),幅员万里”。契丹北境的主要部族,是时称“阻卜”或“鞑靼”的室韦人,分布范围“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将这些部落一一征服。史书记载,“太祖并诸番三十六国,室韦在其中”,“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并“以室韦户置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室韦人时叛时服,例如:辽朝两大强敌——乌古部和迪烈部经常南下劫掠。乌古部乃于厥里之别称,主要游牧于腾汲思海(今呼伦湖)至海勒水(今海拉尔)一带。《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说于厥里“凡事皆与蒙古里同”,所以成吉思汗祖先所源出的乞颜部属于乌古部。敌烈部,亦称迪烈、迪烈得、迪烈德、迭烈德等,史称“敌烈八部”,主要游牧于乌古部之西胪朐河(今克鲁伦河)下游。神册三年(919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乌古部,其子耶律德光继而在神册四年征服迪烈部。然后,辽王朝又在“沙漠之北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卢沟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震慑鞑靼、蒙骨、迪烈诸军。”正如王国维所考,蒙骨即蒙兀人。10世纪初,蒙兀人已西迁呼伦湖以东草原,而辽王朝当时曾在蒙兀部落中设军镇进行管理。

为了稳固边疆,耶律阿保机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的政策,把乌古部原来游牧之地——额尔古纳河和海拉尔河流域变成辽王朝直接统辖的新移民区,并向这里迁移了三个契丹部落。后来,辽王朝又继续向这个地区移民,从三个部落发展成“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辽泰州德昌军和静边城就是在“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与此同时,辽朝还在呼伦贝尔西部修建了一条边壕,以防御叛服无常的羽厥、室韦、北阻卜等北方游牧人。

天赞三年(925年),乌古部再次叛乱。这年六月,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及大元帅耶律德光北征阻卜(鞑靼)诸部。九月,至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故都(哈剌巴剌哈孙)刻石纪功。十月,越流沙,拔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北庭故城)。一路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便“尽取西鄙诸部”,沿途阻卜诸部纷纷归降。在契丹人对北方游牧人无情打击下,蒙古乞颜部大概在天赞三年离开海拉尔河北岸西乌珠尔草原,渡腾汲思海而西迁,最后来到三河(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之源不儿罕山。

这个故事并未到此结束,乞颜部的迁徙又迫使土拉河流域突厥浑部西迁中亚,从而在欧亚草原引发了一场自东而西的民族迁徙浪潮。波斯木鹿城作家马卫集所著《动物的自然性质》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该书第9章谈到10世纪中亚草原发生的一次民族迁徙。文中说:“浑人(qun)[也]属于他们(按指突厥),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之地来。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因草场的压力,从他们的故乡迁移过来。火赤哈儿之子也斤赤花剌子模沙就出自他们。追踪着浑人的是一支称为乞亚(qāy)的人。他们的人数以及力量都比他们众多和强大,将他们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于是移到萨利(shāri)人之地,而萨利人则迁入突厥蛮之地,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ghuz)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比千(bajānak),靠近亚美尼亚海岸。”马卫集的“qun”就是《隋书·铁勒传》提到的“浑”人,本为铁勒诸部之一,后来依附突厥。唐太宗在今土拉河畔铁勒浑部设皋兰州。蓝突厥默啜可汗夺突厥故地,浑人等突厥遗民与回纥诸部一度迁往河西走廊。法藏敦煌于阗文写本(P.2471)提到五代甘州地区有“浑人居地”(hunvasta),就是唐代南下河西的浑人后裔。不久,浑人主要部落返回漠北,一度依附于在漠北建立王朝的回鹘人。回鹘汗国崩溃以后,浑人等突厥部落没有随回鹘远走中亚,而是留在了故乡土拉河流域。既然如此,10世纪初欧亚草原民族大迁徙的始作俑者,当即地理位置最靠东方的乞亚人,其次才是土拉河流域的浑人。

在以往的研究中,乞亚人往往被释作“奚人”,主要根据两者读音相近。正如前文讨论的,奚人乃“库莫奚”的省称,复数形式为qumasaut(胡母思惕)。拉施特在《史集》中为胡母思惕人和乞亚人分别立传,可见二者不属于同一部族。我们认为乞亚实乃“乞颜”一词的单数形式。据美国突厥学家波佩(N.Poppe)研究,古阿尔泰语词汇常带有一个不稳定的尾音/n/。这个尾音有时可以解释为复数语尾,相当于突厥语复数语尾-lar或蒙古语复数语尾-ut。例如:蒙古语mori(马),复数作morin(马群);突厥语bod(部落),复数为bodun(诸部落),蒙古语qitāy(乞台),复数作qitan(契丹)。同理,qāy(乞亚)的复数形式可以是qāyan(乞颜),《史集》采用蒙古语形式,写作kīān(乞颜)。如果换上蒙古语复数语尾ut,则是《史集》对乞颜的另一称谓qiāt(乞牙惕)。据拉施特解释,“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所以人们以这个词谓他们的名字。乞牙惕谓乞颜的复数;在这个氏族中,近于始初的那些人们在古代被称为乞牙惕。”据此,我们认为乞亚人就是乞颜人。

关于乞亚人在蒙古高原的行踪,11世纪中叶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大辞典》卷一说:“从最靠拂林(rum,东罗马)的开始列举,首先是比千(bajānak),然后是钦察(qifchaq),然后是乌古思(oghuz),然后是寄蔑(yemek)、然后是巴只吉惕(bashghirt),然后是拔悉密(y[b]asmil),然后是乞亚(qāy)、然后是阻卜(yabāq),然后是达怛(tatar),然后是黠戛斯(qirqiz),后者距秦(sin,指中国)最近。.……在游牧民中,有处密(chömül)——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急促不清的语音,但他们也懂突厥语;乞亚、阻卜(yabāq)、达怛和拔悉密,他们每一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乞亚人的邻居yābaq一般译为“叶护部”。据刘迎胜考证,其名实乃辽史所谓“阻卜”。

穆斯林地理学家比鲁尼(T.Biruni)的《地理志》也提到“乞亚人”。据说“第六地带始于东突厥人的地区,诸如乞亚(qāy)、【豁里(qry)】、黠戛斯(qirqiz)、寄蔑(kimak)和九姓古思(toghuzghuz)”。我们在方括号内补入的qry,原文作qun,显然是手笔之误。比鲁尼的《地理志》成书于1023年,浑人早就西迁中亚,不可能与黠戛斯人为邻。英国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发现这段文献的qun字在一份古老的波斯文译本中写作qry(豁里),以为指蒙古豁里部(qori),唐代称“骨利干”。多数学者认定10世纪以后,豁里人已迁往黠戛斯人以东的安卡拉河流域。所以《地理志》波斯文译本说黠戛斯与豁里部相邻显然是正确的。

1004-1014年,辽军在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一线建镇、防、维等边防城镇,“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伐,不得抽移。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佩尔列确认镇州城就是布尔根省达申其勒镇附近青陶勒盖古城。该城东西各有一辽城,即防州和维州二城故址。辽史所言镇州以北“室韦”似即《契丹国志》的“蒙古里”,因为辽人往往把早年西迁漠北的室韦人称作“阻卜”。《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说辽国“正北至蒙古里国……东南至上京四千余里”;“于厥……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辽史·地理志》则说“镇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凡此表明,蒙古里、于厥里等部这时已活跃于镇州以北500-1000余公里之地。

据以上讨论,蒙古乞颜部在925年从西乌珠尔草原启程,“渡腾汲思海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而乞颜部的迁徙,迫使土拉河流域的突厥浑部西迁中亚,从而引发了欧亚草原“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迁徙。 (本篇由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推荐)

额尔古纳河上流蒙兀人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