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自秦以来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甘新驿道(又叫甘新公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基本上就是沿用这个路线修筑而成的。

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关口要塞,是中原通往中亚、西亚,远至欧洲的交通要道必经之地,其地位十分重要。在中国诸多的古籍记载和传说中,黄帝、炎帝、尧、舜、周穆王等都曾西巡到过西域诸地,路线都经过包括嘉峪关在内的河西走廊。尤其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更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游历西域诸地的情景。同时,在嘉峪关一带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周穆王的传说。这些传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古代新疆与中原之间早就有了道路相通,彼此联系十分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嘉峪关市境内东西走向的道路雏形已经形成。“丝绸之路”虽早已形成,但由于民族部落的纠纷和战争,以及路途遥远,山川、河流、沙漠等自然条件复杂,沿途又无固定食宿和安全保障等种种原因,早期并没有全线畅通。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极其不便。汉武帝在河西设置四郡后,虽然有了牛车,但在东去、西来的长途运输中,仍以骆驼、驴、马为主要运输工具。所以,在广旷无垠的河西走廊沙漠戈壁上并没有固定的大道。直至明朝,兰州以西的大道也才通到今张掖城西北,称“甘凉大道”。

到了清朝,甘凉大道已经残破不堪。肃州至嘉峪关的道路状况也不甚好。清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五(公元1842年10月9日),两广总督林则徐流放伊犁时,到达酒泉。初七,他将西行的大车换成长輈(即大轱辘木车),前往嘉峪关,沿途“小石礧坷,无一平路”,“车厢簸似箕中粟”。初八,“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碛),无水草树木”,出嘉峪关连长輈也行走不成,只得换乘马西行。

清朝政府在明朝“甘凉大道”的基础上整修和向西延伸驿道,是在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之后,当时他多次来过酒泉。特别是光绪元年(1875),他作为清廷钦差大臣,由于讨伐阿古柏、平定新疆、收复伊犁的军事需要,发动军民自陕西、甘肃经河西走廊修建了甘新驿道。平整道路,修建桥梁,向驿道的低凹处回填了大量石块,一些地段截弯取直,沿途翻山越岭,工程甚为艰巨。在修路的同时还在大道两旁广植杨柳。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宗棠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

民国初年,肃州至嘉峪关的道路也是沙碛、鹅卵石遍布其间,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二月十日,谢彬记述“发肃州,出北门,过税所”,五里过讨赖川(河),依河行,碎石布地颇颠,二十一里丁家坝,有土屋数家。自是迄嘉峪关前一望戈壁,石如拳卵,车行其上,颠簸不堪。三十四里,嘉峪关城住,是日行六十里。陈庚雅也记述“过关为一戈壁,势如斜下,弥望细石,铺地成青”,由此可见道路概况和行路艰难情景。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苏联以大批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为了运输这些军用物资,国民政府修建了甘新公路。甘肃省政府设置了甘新公路督办公署,派马步青主持办理,负责红城子至猩猩峡段的施工。甘新公路督办公署成立伊始,军运也同时开始。马步青紧急动员兵民两万余人,对原有的“汽车路”加以整修,采取先行通车,再作改善,分三期施工的计划。路基宽9米,路面3-3.5米,路面用碎石、卵石、沙砾混合铺垫,厚20厘米,最小平曲线半径25米。甘新公路在嘉峪关市境内长约30公里。甘新公路从初期整修到1943年全线竣工,历时16年之久,民国30年(1943)移交给西北公路局接管,共耗费千万元。当时国民政府拨了筑路经费,但马步青将部分修路款中饱私囊,以修路、养路为名,对河西人民大肆敲诈勒索。为修桥涵,任意砍伐树木、拉运木材、损坏农民车辆。累死的牛、骆驼、马不计其数,征用的民工,不仅不发工资,而且三五月不准替换,老百姓深受其害。此后,虽几经改善,终因大部工程款被贪污,全路桥、涵洞均为临时木质结构,荷载标准不足,但毕竟在河西走廊上修成了第一条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