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德茶区,八十高龄的袁学培仍经常爬上茶山,在茶场忙碌的身影,让很多年轻茶农心生敬佩。

退休近20年,来自茶企的邀约不断,基层干部和茶农上门求教,袁学培从没想过像同龄人一样安享晚年,为了“做出好茶”,这位当地人口中的“老茶头”担任着多家茶企的顾问,他每周都会到担任顾问的茶场,风雨不改,亲自爬上茶山,去观察和照顾茶树苗,亲力亲为指导茶农种茶。

育茶、种茶、喝茶、爱茶,和茶叶打交道的半个多世纪,曾经一起试验选育英德红茶的老伙计们,很多半路出家转行了,袁学培却从未想过要离开这行。

回想一生坚守,他笑着调侃说自己“很蠢”,茶以外的行业都不想干。他说,“红茶事业没有尽头,我的脑子里也没有退休的概念。”

22岁小伙全国大会推荐英德红茶

“来客不敬茶,不是好人家。”清远种茶制茶的历史,自唐宋以来千年流传,北江流域优良水土和气候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德红茶,却已在中国茶业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1959年,英红茶场打下一定基础,省农业厅决定派遣一批人员到此筹建“广东省英德茶叶试验站”。刚刚从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毕业的袁学培被派到英德建站搞科研,也参与了新茶的研制。

首批英德红茶很快试制成功,出口外销35吨,给国家创造了外汇收入,很快,英德红茶在全国茶叶界“露脸”了。

“当时英红的加工厂在全国是第一流的,产、供、销一条龙。”袁学培回忆,科研机构项目完成后,他本可回省农业厅,但最终没回。没回省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60年2月他受派参加了全国茶叶科学会议。

袁学培说,当时自己只是个22岁的小年轻,能参加全国性的行业学术会议,觉得领导对自己很信任,加之英红茶场具备优渥的基础条件,他决定留下。“感觉搞茶叶很有前途,不想回省里了。”

袁学培发言介绍了英德红茶1959年第一次出口的情景,发言之后,很多专家、行业领导围住他,想知道英德红茶成功出口的原因。

“大家都说,没想到英德红茶这么好。《科技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也找到我来采访。”

1960年春茶期间,袁学培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由我国俞康寿教授主持的红茶热处理试验。之后又参加了英德红茶制造工艺技术研究,成为闻名中外的“英德红茶”创始人之一。

面世不久的英德红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1969年,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一则电文称:“从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处电文获悉:英国皇室喜爱英德红茶,1963年英国女王在盛大宴会上用英德红茶FOP招待贵宾,受到高度称赞和推崇。”这是英德红茶历史光辉的巅峰。

英红九号的研发则是从60年代开始。早期的英德红茶以云南大叶种为主,类型众多,品质参差不齐,研发团队选择了多个种类进行研发,最终英红九号脱颖而出,产量高、品质好、纯香甘甜。

1980年,英红九号通过了省级良种鉴定,“英红九号是集体创造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研发过程持续很长时间,从60年代持续到1980年,经过几代科研人的努力,而我们是第一代。”袁学培说。

1965年,新创建的英德茶叶局成立了。袁学培回忆,当时英德茶叶局借调他负责技术指导和部分统筹管理工作,但实际最初自己不肯去,认为与做科研的初衷相违。

袁学培回忆说,当时自己做的项目开始出成果,他舍不得培育了好几年的科研项目,而且认为在英德茶叶局的工作与做科研的初衷相违。与英德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几次沟通后,为大局考虑,最终袁学培还是答应了。

一转眼到了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到来。“省里的领导机关好多都瘫痪了,我在省农业厅的关系,也就回不去了。”

英红茶场当时闹起了红卫兵武斗,领导机制瘫痪,正常生产停滞。这时,求才若渴的英德县领导多方努力,设法将他的关系调入了英德。1967年,袁学培正式调入英德县茶叶局。

他与夫人莫子燕的终生大事也是1967年在英德举办,从此这位来自东莞的年轻人在英德扎了根,如今他的几个子女也是在英德工作生活。

为茶叶无暇顾家

“文革”期间,一度和农林水多个部门合并,单位其他人要么下放到干校,要么被借到其他岗位,还能有机会做茶叶工作的只剩下袁学培。

今天的袁学培身材清瘦,精神矍铄,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渐渐熟悉的茶农们都喜欢叫他“肥佬”。

“我不肥,只是身体比较强壮,”袁学培笑着说,当学生时,自己喜欢偷偷溜进旁边体育学校里,双杠、单杠样样在行。

也许正是因为当时打下的好身体,支持着袁学培在六七十年代“一肩挑”。从茶场样板,到茶叶机械、茶厂设备采购和茶厂设计,甚至技术会议的筹备、后勤和现场讲解,都要他这个专业人士来做。

“袁学培,请听到广播后马上回英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茶农们已经习惯了听到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播放“寻人启事”,在公社的茶场里,袁学培忙着搞样板,搞典型。

大部分时间里,袁学培都是在乡下的茶场里呆着,遇上省里、地区的专家前来调研,只能通过公社找到村里,再用大喇叭通知。村里派人骑自行车送他赶到黎溪或沙口的火车站,凌晨1点左右搭火车赶回英德。

深夜里,袁学培一个人步行经过浮桥,再坐拉客的人力三轮回家。回到家中,妻儿早已熟睡。“收拾一下等待天亮,又要去招待所接待专家。”

“爱人谅解我,我成功都是靠爱人支持。当时电话不好打,只能通过总机转接,转到公社也不一定能够转到村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袁学培有些愧疚,“老婆生病找不到我,全靠单位的人帮忙照顾,我回来后才知道。小孩生病、家里被水淹,我也没时间回来。”

1962年,袁学培曾与省属国有红星茶场的郭德立和谭志远合作,共同研究在十三队新植的茶园中培育高产茶园试验区。几年后,茶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产量。1971年以后,连续15年亩产超过500千克,最高的1977年平均亩产还创造了世界茶叶单产的最高水平。

袁学培还擅长通过茶叶审评技术,指导茶叶加工,提高品质。80年代初,在全省几次评茶会上,他以快、准的审评获得好评,还得到当时的评茶权威老前辈张博经的认可。

英德地方国有茶场加工红茶,社队茶场则加工大叶青茶。也就是说,同一地域同一茶树品种甚至同样的茶青级别,只因茶类不同,价格相差悬殊。“每公斤可以多收一百块,要搞好集体经济应该改种红茶。”袁学培回忆说,他曾向县里建议社队茶场改种红茶,但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我当时肚子里憋了火,很不服气,1972年10月,我到茶科所借了5个茶筛,到大湾公社试制红茶。”试制过程很顺利,袁学培将五套茶样寄送到茶叶出口总公司、中国农科院杭州研究所等重要单位,很快收到了高度评价。

机缘巧合,当年11月,到北京洽谈红茶生意的美国代表团首席专家弗莱明到北京采购茶叶,挑中了大湾产出的茶样。“总公司拿着全国的30个样给美国代表团试,都不符合他的口味,刚好我寄的茶样到了,对方很满意,要出高价购买20吨。”袁学培回忆说,对方开出了2500美元一吨的高价,这个价格比当时红茶出口价要高出近千美元。

70年代中后期,在袁学培策划和主持下,全县八个生产规模较大的社队茶场改制红碎茶成功。几乎每个茶场的生产总值都翻了一番,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袁学培等几代茶人的努力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德红茶创造辉煌,出口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可以与印度、斯里兰卡的红茶媲美的后起之秀”。1977年,英德成为全国第一批年产超过2500吨干茶的18个县之一。

改变困局引入新品种

20世纪90年代,英德茶区正处在辉煌年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包揽的茶叶出口创汇收购政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茶叶收购部门取消红茶收购计划及一切补贴,红茶销售渠道受阻,而英德作为红茶出口基地首当其冲,红茶存量不断增加。

茶叶卖不出去,很多茶农砍了茶树改种果树,袁学培看着心痛,却也阻止不了。这一情况持续到90年代末,英德的茶树面积只剩下21000多亩。

从1992年起,袁学培先后从外地引进10余个高香型名优茶品种。此外,他还通过台商引入台湾高山茶品种。经过近10年的气候驯化和定向培育试验,这些品种在英德茶区的新环境下“表现良好”。

1996年春,选用引进的台茶品种试验的乌龙茶在全省名优茶评比中,以其独特的自然花香获得高分98分,被评为优质茶,命名为“英州一号”,从而结束了英德茶区无生产乌龙茶的历史。此后,用英红九号和黄金桂等品种加工的茶叶在全国和省的评比中纷纷获奖。

这段时间里,以英德为主的清远茶业,从主要生产国外消费的红碎茶,调整为生产以国人消费的红条茶为主;从农户散种散制散卖,调整为大小企业成立拥有各自品牌。英德茶业又焕发活力。

2002年后,英德茶叶产业的效益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种茶,当初砍掉的茶树又种回来了。

时至今日,英德红茶早已走出低谷期,而袁学培早已于2001年退休。刚退休,就有五六家企业找上门来,要聘请他做顾问。“有干部、茶农找上门,我就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些老茶厂的基层干部找上门来,请教一些问题,我也答复他们。”

退休近2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袁学培仍然担任着多家茶企的顾问,定期到茶企作指导,爬上茶山查看,还为在茶企实习的大学生做指导。

统筹:清远日报记者 朱文华

采写:清远日报记者 毛远策

摄影: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