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塞尚

张爱玲在《谈画》中大谈塞尚。塞尚不仅在此文中,而且在张爱玲一生所谈的画中,都是她谈的最多的一位画家。也许并不完全是张爱玲对塞尚特别偏爱,而只是因为碰巧那时间她对画有兴趣而胡兰成借了一本塞尚的画集来:“以前虽然知道赛尚是现代画派第一个宗师,倒是对于他的徒子徒孙较感兴趣,像Gauguina,Van Goghb,Matissec, 以至后来的Picassod,都是抓住了他的某一特点,把它发展到顶点,因此比较偏执,鲜明,引人入胜。”

塞尚1864年所作的僧侣肖像,是一个须眉浓鸷的人,白袍,白风兜,胸前垂下十字架,抱着胳膊,两只大手,手与脸的平面特别粗糙,隐现冰裂纹。整个的画面是单纯的灰与灰白,然而那严寒里没有凄楚,只有最基本的,人与风雹山河的苦斗。这幅画原名叫《神父打扮的多米尼克伯父》,是塞尚年轻时的代表作,那时他28 岁——与张爱玲记述的略有出入。这幅画笔触浓重,质感与量感十足,尤其是脸部的描绘,充满了激情,并具有韧力。那正是塞尚情感表现欲旺盛的时期,被称作他的“浪漫时代”。

《散步的人》,一个高些,戴着绅士气的高帽子,一个矮些的比较像武人,头戴卷檐大毡帽,脚踏长筒皮靴,手扶司的克。那炎热的下午,草与树与淡色的房子蒸成一片雪亮的烟,两个散步的人衬衫里焖着一重重新的旧的汗味,但仍然领结打得齐齐整整,手搀着手,茫然地,好脾气地向我们走来,显得非常之楚楚可怜。这幅画题名直译应为《马瑞恩与委拉布瑞·迪帕亭》,作于1866 年,帆布油画,私人收藏。

《谢肉祭最后之日》却是一幅杰作。两个浪子,打扮做小丑模样,大玩了一通回来了,一个挟着手杖;一个立脚不稳,弯腰撑着膝盖,身段还是很俏皮,但他们走的是下山路。所有的线条都是倾斜的,空气是满足了欲望之后的松弛。“谢肉祭”是古典的风俗,久已失传了,可是这里两个人的面部表情却非常之普遍,轻佻,简单的自信,小聪明,无情也无味。

“谢肉祭”是狂欢节的一种,所以也有译名为“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原作还有一个名字是“白衣丑角和红衣丑角”。有人认为这两个扮演小丑的人是法国民间剧团的演员,我们在此无从考证张爱玲所说的“浪子”确否,但一般狂欢节多具全民性,所以两个爱玩的“群众演员”临时打扮成这样也不是没有可能。关于这个题材塞尚至少留下3 幅画,除了张爱玲提到的这幅外,还有一幅这两个人物的头部素描,显然是该画的草稿;另一幅画的是其中那位红衣丑角,姿势都差不多,只是将黑帽换成了白帽,右手上的拐杖挟到左腋下去了。法国的谢肉祭不知与俄国的谢肉节是什么关系。谢肉节是俄国最热闹的节日之一,时间在复活节前8 周,节长7 天。节后有长达7 周的斋期,其间不杀生,不吃荤。

《头盖骨与青年》画着一个正在长大的学生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膝盖紧抵桌腿,仿佛挤不下,处处格格不入。学生的脸的确是个学生,顽皮,好问,有许多空想,不大看得起人。廉价的荷叶边桌子,可以想象那水浪形的边缘嵌在肉上的感觉。桌上放着书、尺,骷髅头压着纸。医学上所用的骷髅是极亲切的东西,很家常,尤其是学生时代的家常,像出了汗的脚闷在篮球鞋里的气味。塞尚似乎对骷髅头怀有某种特别的兴趣,他画过多幅骷髅头,有“一只装”“三只装”,也有“五只装”的,当然单纯的骷髅头远不及与一个青年画在一起富于意味。但张爱玲却并没有从这种对比中找话,她的注意力仅在于青年。

张爱玲写道:“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独眼样的黑洞洞的窗;从屋顶上往下裂开一条大缝,房子像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经看不大见了,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极淡极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是这里并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

《破屋》创作于1892—1894 年间。塞尚似乎对“破屋”有所偏爱,他的另一幅“破屋”画是《缢死者之屋》。虽然此屋也够破的,只不过破得程度比不上《破屋》之屋,“缢死者之屋”的裂缝在墙体的中间,窗户也不那么“黑洞洞”。

《缢死者之屋》看起来要比《破屋》有名,因为塞尚诸多版本的画集多只选《缢死者之屋》,《破屋》则很难得一见,似乎众选编者看法相近,而张爱玲“最喜欢”的却是众选家弃之一边的《破屋》,她的审美观的确与众不同。甚至由常人眼中的一幢普通的残破之屋,居然看出朝代的衰败,世象的荒凉,并且以破屋之笑对日色之哭,可以感想她心中“倍觉其悲哀”。

张爱玲面对破败之屋有如此逾人之常的感受,其实也并不奇怪。她的这多愁善感也生得不足为奇,即便如胡兰成所说,她本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她的这个感触来自于她的家族身世。众所周知,她出生在一个衰落的贵族之家,父亲是前清遗少。虽然那破屋的荒凉与空虚是中产阶级的,不是贵族的,但也庶几近之。张爱玲是个身世感很强的人,触景生情,她不能不如那画中的日色一样“哽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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