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属于典型的陇东黄土高原。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童年经历了吃不饱饭、穿着破烂、山路难行、吃水困难、生活异常窘迫的苦难岁月。土地承包到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乡,农民已不是原来的农民。“五一”长假,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探亲,使我恍若隔世,做梦一般!这就是我的陇东老家吗,像城市却没有过多的高楼大厦,说是乡村,却分明不像原来的乡村。因为昔日的破旧窑洞早已不复存在,村民全部住的是宽敞漂亮的小楼房、非常讲究的四合院,门前是宽畅的水泥路,文化广场设施完备,乡村文化活动一场接一场,村民穿着打扮和精神风貌不比城里人差,整个村庄绿树环绕,景色宜人,美不胜收。

也许我的思维一直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吧,挨个串门后,我惊奇地发现:乡亲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的几样东西也越来越 “小”了。

粮囤变小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笔者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窑洞里摆放着一行用荆条编织、能装十多石粮食的“大条囤”。经历了“把人饿坏了”的年月,村民富不富,主要看存贮的粮食多不多。姑娘相亲,主要看男方家里存粮多不多,粮囤满不满,若粮囤冒尖,媳妇就会顺利地娶到家,如果家里没多少存粮,免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放开,村民观念转变,不再单一种粮,而是栽烤烟、务果园,育树苗、种药材,搞多种经营,啥能赚钱就种啥。后来村民将土地入股,加入专业合作社,集体经营,挣钱的门路多了,乡亲们腰包鼓了。市场上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缺粮户随时可以去购买,也不囤积了。即使种粮户,仅留够当年吃用,剩余的交给当地粮食银行贮存。农户家里的粮囤越来越小,他们再也不为贮粮困难、发霉变质、鼠咬虫蛀而犯愁了!

水缸变小了。童年时家乡山大沟深,吃水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家家户户备着二至三个大水缸蓄水。每天早上,村民小心翼翼走着盘山羊肠小道,下到深沟担水。一到周末,我们娃娃一直干着抬水的活,直至将家里的几个大水缸蓄满水,够一家人吃上一周。遇上下雨下雪,接雨水、消雪水吃就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农民生活水准提高了,村民先是打小电井、小高抽供水,抽上来的水不是混浊,要么就经常停电,麻达耍个不停。2000年以后,各级政府实施“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将水龙头安装在农户的锅台、洗面台上,水清了、用起来方便了,从此停水停电的事也很少了。乡亲们吃水有了保障,原来蓄水的大瓷缸、大水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了当地民俗博物馆的乡愁记忆,多数村民家里备用的小水缸几乎成了摆设,没多少用处了。

腌菜缸变小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象中每到深秋季节,家乡无论人口多少,家家都买来一至三个能装一百公斤左右的瓷缸腌酸菜。那时腌菜,不讲究什么口味,妇女将萝卜、白菜叶摘净,往开水锅里一焯,再用冷水凉冷,然后压一层菜撒一把盐,缸满了,上面压上十几公斤的青石,要腌上几大缸,够一家人过冬食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尤其到了冬季,县上在沿川建起万亩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出产的各种时鲜蔬菜应有尽有,满足供应,家乡人口味高了,渐渐地不再腌酸菜了,即使腌菜,也都换成了很小的白瓷罐子,无非就是腌少许虎皮辣子、糖醋蒜等,谁还稀罕那些盐味重、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的腌菜。

饭桌上的碗碟越来越小了。我的童年时期,吃粮紧张、穿衣紧张。印象中,农户吃饭时都用的是粗瓷大碗,不但油水很少,平时连蒸馍都吃不上,即使偶尔有,多半都是少量的高粱面窝窝(也称铜锤),味涩瓷实,难以下咽。顿顿烧的是玉米糁子糊糊,一家人围坐一起,稀溜溜,每人一喝就是三四大碗,一大盘酸菜全家吃,也不抵饿。那时候,社员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奇大,吃得多,还经常饿肚子。包产到户后,家乡人逐渐富裕了,农民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碗碟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先是大碗碟,后来换成中型碗碟,现在全部换成了精致细腻、带着花儿、档次非常高的小碗碟。因为现在的家乡人干的活轻了,吃得精细了,开始讲究营养结构了,再也不为吃不饱肚子犯愁了。

做饭锅灶变小了。过去在我们村,一家子少则七八口,多则十七八口人,普遍盘的是大锅大灶、家家留着做饭的妇女,没煤烧,烧的都是从地里搂回的秸秆,浓烟滚滚,烟熏火燎,做饭备受煎熬。她们早上六点起床,天天用大铁锅蒸一至二锅馍馍,中午还要擀面条,因为火候赶不上,按时吃不上饭,经常挨骂受气。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商贸流通搞活,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农村三世同堂的家庭虽然多,但乡村人口逐渐减少,农民搬进新住宅后,彻底放弃了大锅大灶,开始盘通风好、火力硬、省煤省柴的小型节能灶,后来用上了液化气、沼气灶。现在不少家庭又开始用上了节能环保的电炊器具。他们说,现在家里人少,做饭太方便,吃的越来越好了,这日子好的没法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