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正上初中,家里七口人,经济状况不好,父亲一直在外工作,母亲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妹妹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那时候,生产队还存在,人们都过着大集体的生活,统一劳动,按劳计酬,一天平均下来,每个工分还不到二毛钱,一个家庭的劳力再多,总共收入还不到七百元,实际上每年给生产队上交超支款约五百多元,剩下的还不够填补家用。母亲拼命挣工分,一年能分到的毛粮还不足一千斤,等不到过春节家里就断粮了,勉强维持到来年二月,靠吃国家供应的每天每人半斤返销粮艰难度日。

记得1971年春天,家里断粮了,母亲从粮站打回了一个月供应指标——50斤红薯干,在土炕上烙干后,在家里石磨子上磨成面,然后压成钢丝面条,全家人勉强吃了几顿。全村80%以上的人和我家的情况一样,由于红薯干吃多了,脸浮肿不说,我当时连尿也尿不下来了。

那时候,乡亲们的日子普遍艰难,不是缺吃就是少穿,连烧的柴也没有,因为山是光秃秃的。塬面上的人家没水吃,只能下到深沟里去驮去挑,而且还得早起,如果起晚了,沟里的泉水也被人舀干了。点灯用煤油,推面用石磨子,路要么是羊肠小道,要么是只能通架子车。地里的收成,都得靠人背肩挑驴驮。很多妇女结婚,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毛蓝一身,皮鞋一蹬,有钱结婚,没钱不跟。”

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直到1978年初有幸到供销工作,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全靠粮食、供销、商业三大部门:拿吃粮来说,城镇户口必须到当地粮管所,凭粮食关系和粮票才能买到面粉、清油,每人每月定额供应,多了不给。城市靠商业,农村靠供销社。人们购买商品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是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之间。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化肥、香烟等只凭各种票供应,而且由于物资匮乏经常缺货,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国家才给每户农民分配调料两斤、白粮半斤、香烟两盒,一个公社一年分配不到大件的名额,所以在当时,供销社的营业员可谓是香饽饽,主任最神气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拿我们村来说,人均分到了两亩多地,还分到了各种牲畜,再也没有像过去那种“劳动划杠杠、出工混晌晌”的情景了,乡亲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精耕细作,粮食产量猛增。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品流通全靠市场调控,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经营什么,化肥厂、制造厂等像雨后春笋般凸现,逐步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国家鼓励办厂,一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经济搞活了,长期封闭的贸易市场也打开了,人们到市场自由交易,再也不为缺这少那犯愁了。

没几年,我们村上的一些人就翻身了,手里有了余粮,心里吃了定心丸,信心十足地过日子。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被冠以“懒汉”的人也起变化了,闲时进城打工,忙时回家务田。路也变宽了,通村硬化路铺到了家门口,农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

1990年初,我们村通了电,打了机井,装了钢磨,逐步解决了水、电、磨面等问题。到了2000年,人们收麦用收割机,既节省了人力,又方便了群众。再后来,全村实现了自来水入户、家家户户安上了电话,电视机也由黑白换成了彩色。

而现在,到村子周围的田间地头一看,庄稼一片翠绿。一排排新型农村居民点映入眼帘,人们早已告别了住破旧窑洞的历史。大多数人手里有了存款,好多人住上了小洋楼,实现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美好生活。

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农民富了,国家强大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洋楼、小汽车、村文化活动广场,该有的都有了。人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超市购物刷卡、网上购物、通过电子商务卖农产品,好多人早已经迈入了小康的生活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