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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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澄江县城理发店很少，只有一家国营店。师傅是五个中老年男子，穿着旧的白大褂，打扮得像冷漠的医生，顾客也都是男性，进店把头发剪短，洗个头就出来了。女人从不进店理发，也不可能去店里理发。女人理什么发啊！姑娘和已婚妇女大多编长辫子扎根橡皮筋，少数剪短发的女人，头发长了，都是在家里剪。或者母亲给女儿剪，或者姑嫂相互剪，或者同事来家里玩帮着剪。剪出来的式样大同小异，清一色“运动头”，精干有力，虎头虎脑，一副要去种地或大炼钢铁的样子。偶有爱美的姑娘想学电影里的女明星把刘海烫弯，便躲在家里，小心翼翼举起烧烫的火钳，咬紧牙关，在额前比试。有人为此受伤，不小心烫破了额头。有人烫成功了，原来的直发，变得弯曲、漂亮，却被人嘲笑，甚至骂些骚货之类的难听话。
那个时代，以美为丑，谈美色变。没有追求美的权利，也不懂得怎样去追求美。男人和女人心目中的美，都是短头发，长辫子。男女的衣服，都是一片灰蓝，只有绿军装最漂亮。人们不兴打扮，也不会打扮。发型这个词还挂在月亮上，偶然能看见，永远摸不着。
忽然有一天，出了大事。 一对年轻的温州姐妹，大老远坐汽车悄悄来到我们县，在县城一隅租了间小屋，挂出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油漆笨拙地写了三个潦草汉字：小香港。这事轰动了全城，很多人跑去围观。县城的第一家新式发廊，从此诞生。
2
以前，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城，在广播里听到过香港，香港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只在想象中出现。不曾想，遥不可及的花花世界，一下子来到澄江，一对温州姑娘，一间小发廊，揭开了我们县的爱美历史。
每天，身材苗条，大眼睛瓜子脸，烫着波浪齐肩发的温州俩姐妹，站在店门口，说着温州普通话，笑眯眯地招徕顾客，“来嘛，进来看看，来烫烫头发。”她们是一对活广告，向小城的女人展示来自远方的全新生活，展示女人美丽的头发以及不可阻挡的爱美之心。
但是，澄江女人不敢走进小香港发廊。她们远远站着，瞪大好奇的眼睛，手指着温州俩姐妹的波浪卷发，叽叽咕咕议论，一阵阵哄笑。小香港发廊姐妹俩主动走过来，跟围观的女人打招呼，请她们进店烫发，她们哄笑着，你推我，我搡你，迅速跑开，好像小香港发廊是个不洁之地，良家妇女踏进去半步，就被污染成了烟花女子。
有一天，一个叫三妹的小媳妇，气呼呼地冲进小香港发廊，朝地上吐几口唾沫，大声骂起来，“呸，坏女人！女特务！”骂完，转身离开，咚咚咚地走远，拐进了街上一条小巷。那年月，只有电影里的坏女人和女特务烫头发，好女人从来不烫头发的。
三妹在我们小城很有名，中学时是个团干部，粗门大嗓，典型的女汉子，她嫁的男人，是个警察，在家里还经常挨她骂。那天，三妹不知哪根筋扭结了，居然跑去骂温州俩姐妹，好像还要带着做警察的丈夫，来把这俩姐妹抓了关起来。
悄悄地，有年轻男人去小香港发廊理发，还有人大胆尝试，吹了个贴在墙上的香港演员光滑闪亮的发型出来。走在街上，人们像看奇异的怪物一样，对着他们指指点点，哄笑声四起。
我家住在小香港发廊附近，出门走几步，拐个弯，就能看到那块写了红油漆字的木板了。八十年代初，刚改革开放，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到我们这个偏隅的小城，小城还在混沌的羞涩之中，故而县城很冷清，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外地人，小香港发廊俩姐妹说的温州普通话，是城里惟一的外地口音。那时候，我远嫁澄江，刚生孩子，做了母亲。下班后的生活，就是做饭和带孩子。每天吃过晚饭，我都抱着女儿去街上逛。主街人民路不到一公里长，有一家百货公司，一家糖烟酒公司，一家利民五交化商店，一家新华书店，一个国营食堂和一个人民电影院。半个小时就把所有商店逛完，甚至那些商店我都不想进去，因为太熟悉，里面卖的东西太少，无非就是写着大红双喜字的水壶、脸盆、黑蓝白布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早就看厌了。常常，我就是抱着女儿在电影院门口看看海报，教女儿认几个大字，就踏着昏黄的路灯灯光回家。
邻居周老师的妈妈周妈妈待我特别好，就像我不在身边的我的亲生母亲，帮我带女儿，给我女儿织小毛衣，从她家煮了排骨端来给我，还腌好吃的萝卜条。我老公是检察官，办案经常出差不在家。我孤单了，晚上不敢睡觉了，就抱着孩子去她家玩。
周妈妈常和我一起出门散步。第一次看见小香港发廊时，她惊喜地叫出声，“哦！小香港发廊！” 来来往往几次后，她又哀叹道，“唉，咋这么冷清？咋没有女人去烫头发呢？”
回到家，周妈妈有些发呆，好像怀有心事。我问她，她才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去小香港发廊烫发吧？”“去小香港发廊烫发？”我被周妈妈这个大胆的想法吓到了。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笑得咕咕咕的，说，“那多多年轻姑娘和小媳妇都不去，你一个老太太去，不怕人家笑话您？说您老不正经？”
周妈妈留长发，梳个半长的独辫，尽管已经五十几岁了，头发还很多，独辫也就比较粗。相比那些扎两个小辫，剪齐耳短发的女人，周妈妈的粗独辫别有风味，还更好看些。可是，她要把粗独辫打散，去小香港发廊烫个女特务的头，实在让我吃惊。且不说发型好看不好看，只说她这把年纪还去烫发，就有些过份了。那天，我表示惊讶后，周妈妈就没再说什么，烫发的事，也没再提。
我虽然比周妈妈年轻三十岁，正是花季年龄，却没有像周妈妈一样，成长在一个爱美，追求美的年代。周妈妈向我描述过她小时候的生活。原来，周妈妈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从小穿花裙子，扎蝴蝶结，喝牛奶长大。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去农场劳改，前两年刚平反回来，和儿子一家过着幸福生活。我却从出生，就在一片简朴，黑色，蓝色和红色中成长，受的教育，也是笃信短发美，灰蓝美。穿花裙子，扎蝴蝶结，喝牛奶，是资产阶级生活，是低级享乐趣味，是遭批判和唾弃的。因而，当周妈妈说要烫头发，我不理解周妈妈被迫藏于内心深处几十年的美，对周妈妈终于爆发出的爱美之心，不但不赞赏，反而笑话她。
几天后，我抱着孩子又去周妈妈家玩。敲半天门，周妈妈才打开一条门缝，露出一只眼睛朝外张望。认清是我，赶紧开门让我进去，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又赶紧把门关上。我看到周妈妈烫了个大波浪，穿一件紫花旗袍。那旗袍稍有些褪色，但料子还很结实，紧紧裹着她的身子，配上大波浪头，真是时光倒流，周妈妈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摇身变成了国民党高官的太太，把我惊得连连后退，差点摔倒。
周妈妈见吓到我，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走过去，把我身后的窗帘拉起来，确定别人看不见，秘密不会泄露，才害羞地看着我说，“好看吗？我的头。还有这件旗袍。”我问，“周妈妈你哪来的旗袍？又哪天烫的头？”她说，“三十年了，我藏在箱底三十年的旗袍，都不敢穿，今天烫了头发，拿出来穿穿。”又补充说，“我今天烫的头。”我撇撇嘴，不满意地嘟哝，“您还是去烫头发了！”周妈妈见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没有女儿，把我当女儿。今天，她鼓起勇气去烫了头发，多么希望能得到我这个惟一的女儿的夸奖啊！可是，我不理解她，更不赞成她，反而有些鄙视她。看到她难过，我也难过。但我不想她难过，她难过就像我的亲妈难过一样让我不好受，我就违心地说，“好看，头发好看，旗袍好看，就是像个国民党。”周妈妈哈哈大笑，我也笑。
3
周妈妈去小香港发廊烫头发的消息，不亚于当初小香港发廊悄悄落户澄江引起的轰动。大家当着周妈妈，背着周妈妈，议论一阵，笑一阵。小香港发廊俩姐妹也把周妈妈当成模特，对追寻周妈妈足迹试探着走进小香港发廊的女人不断动员说，“你们这么年轻漂亮，怎么就不能烫个像周妈妈那样好看的头发呢？”
终于，小香港发廊迎来了第二个、第三个烫发的女人。渐渐地，去小香港发廊烫发的女人多起来，我也加入了烫发大军，烫了好看的波浪头。周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连声说：“好看，好看，就是好看。”说得我都不好意思。
我们每次路过小香港发廊，看见两条木凳子上坐满了人，周妈妈都会高兴地笑。有时，她还会进去坐坐，和俩姐妹聊聊天，和等待烫发的女人聊聊天。要是过年前，周妈妈保管不进去，因为这时，是小香港发廊生意最好的时候，小屋里挤满了人，凳子都不够坐，都站着排队，排到了门外边。烘头发的两个头罩也一人接着一人烘，手去转动，烫得怪叫。再烘下去，就要坏了，只好断电几分钟，冷却一下，接着再烘。等的人却等不得，嚷嚷快点、快点。性子急的，干脆脖子上系着围巾，跑到门外边席地而坐，叫太阳晒头发。
不知不觉中，一家家新式发廊像一朵朵多彩的鲜花，开放在县城的主要地段。它们比小香港发廊更宽敞，更豪华，更迷人。烫头发的师傅，也不再是中老年男人，变成了小伙子。也不再叫理发师傅，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美发师”。女人们都涌去了这些更大、更美的发廊烫头发。澄江的大街小巷，随时可见披一头波浪长发的女人飘逸而过。人们再也不大惊小怪。家里、街上，大声交谈着哪家发廊烫的头发漂亮，哪个美发师手艺好，要去找他烫头发。
小香港发廊门可罗雀，生意清淡，发廊里的空气紧紧凝固，不见人影。我也搬了家，去新城居住，离老城里的小香港发廊远了，很难再从它门前经过。
温州俩姐妹也早已经离开，不知去向，小香港发廊换了新老板。如今，三十年过去，小香港发廊还在，名称依然，店面依然，生意冷清依然，让我为之惊诧，也为之感慨。是谁，在暗中固执地守护着那份记忆？守护着那份爱美之心破土而出并繁荣生长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现任澄江县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