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庆锐

雪归是近年来在青藏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位新锐女作家,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原作家,她从创作初期就致力于描写和诉说高原的乡土故事,她的创作题材多以她所熟悉的青藏高原河湟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为描写范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处事原则、情感方式进行全景式的细腻描绘,以期展示他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变故。

雪归属于那种能够真正融入乡村并有能力系统展示乡村的作家。她在中短篇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在我之上》和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等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个个富有高原地域文化特色的村庄成为其创作的专属领地,她用一张人情生活的大网,打捞着乡村生活的家长里短和日常琐碎,诉说着千丝万缕的家庭、家族和邻里关系。

雪归的文学理想是探讨高原乡民普遍遭遇的精神处境,直抵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现他们共性之下的差异与个性。可以说,关注每一个乡民不同的生存方式,关注他们的生离死别,关注他们的爱恨情愁,以及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雪归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正因为如此,雪归的文学创作少有理念的痕迹,从不表现严肃的思想性和营造宏大叙事的深邃历史感,而是以多维的视角展示高原农民本真自然的凡俗人生和日常生活,以及蕴含其中的“真”与“诚”。在她的笔下,“安村”是一个高原地域文化的表征,无论是“安村”的男人和女人,还是村子里的街道庭院、鸡鸭羊狗,每一处都透露着平常的人情。在每一个日复一日而又琐碎复杂的日子里,人们守候着日升与日落,守候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守候与等待中,却饱含着高原农民生活的温情与丰盈,同时也隐含着他们诸多无法言说的悲欢与隐痛。如《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中貌似古怪而愚笨的“二爸”,心怀创业的大志却在生活中屡遭各种挫折与打击,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虽然在乡亲眼中的“二爸”一事无成,但他顽强、坚韧的性格却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美”;《飞翔的日子》中沉默执拗的父亲和善良坚韧的母亲,为了使儿女能成为“公家人”而拼命无怨地在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终生;《春尖尖》中辛劳勤恳的寡居母亲为了“在庄稼地里寻找她和几个孩子的衣食”而“土里来泥里去,将整个身子给了高原的土地”。这些淳朴善良、敦厚勤劳的农民以隐忍刚毅的品格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和后代的希望。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高原乡村人民生活的原态,而且也架构起了高原农民的精神世界。

文学的生命其实就在于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多年来,雪归一直悉心守候着文学的净土,秉持不苟时尚的创作心态,她专注于发现和洞察生活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的精神世界,在创作中坚守着自己的道义和直觉,对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与选择不急于认同或否定。作者在作品中不仅通过乡民在乡情和家庭关系中涌动的情绪、心理、处境来彰显高原乡村人精神的内核和乡村生活的本体,而且还将他们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叙写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维度。在雪归的小说视野中,乡村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存在,田园牧歌的景象虽然唯美,但现代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冲击也是无处不在。雪归用穿透人心的描写,把传统文化缺失后人性的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犀利的笔锋直刺高原农村人心理、情感、精神的软肋,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置入了理性的思考。

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宗法制度已逐渐式微,但作为隐形的文化传统却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乡民的意识深处,潜伏在高原河湟乡民的生活态度之中。因此,雪归创作的突出之处还在于她始终将人的复杂性与乡土、现实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她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乡土与现实的复杂问题,而是在解剖高原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世界中,完成了对于人的蜕变和土地蜕变的双重揭示。她在乡土生活和风俗画面中寄托了重大的社会命题,即社会的变迁过程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命运。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靠天吃饭的高原农耕方式和故步自封的乡土观念依然制约着人们的发展,这些祖祖辈辈依靠土地而生存的高原农民在面对农耕地被大量占用和流失的生存现状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中,“如今,父亲和母亲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安村这个城中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居民村,大家远离了打碾场、庄稼地,以及各类劳动农具……原来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安村,如今高楼林立,条条大路通向未知的远方。”(《飞翔的日子》)“我们是农民,不过要种地吃饭……离开了这养人的土地,我们变成居民,可不得抓瞎?”(《金碗银筷》)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和对失去土地后的恐慌与担忧,也道出了作者对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民生存境遇的深度关注与思考。

作者在深刻而冷静地剖析现代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变迁,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的同时,也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了走出农村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餐厅服务人员、洗车工、“站大脚”等新一代农民的身上,如《片羽零光》中的耿鸡换、《暗蚀》中的桑青、《杏花天》中的尚秋菊,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讲述了这些生活在城乡夹缝中的普通农民在城市打拼的艰难与辛苦。尽管进城打工的路途和找活干的过程异常艰辛,但最让这些进城务工农民感到不适的却是与城市文化的疏离所带来的边缘感和尴尬的生存境遇。在他们眼里,“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陌生的,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僵硬无比。”(《飞翔的日子》)这种陌生不只是对环境的陌生,更多的是对城市文化的陌生。他们从熟悉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从乡村的主体走向了城市的边缘,这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碰撞时的阵痛与乡村文化被逐渐消解的隐痛,可以说是农民群体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心理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最大的尴尬与苦痛,他们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中普遍存在着安全感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主要源于乡土家园的失落。在传统的高原农耕文化中,家园是人们安身立命之地。“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意识根深蒂固地植根在每一个高原农民的血脉当中。因而,那些背井离乡的游子在踏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启了精神上的返乡之旅。都市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的高原农民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但对于长期浸染在农耕文化中的高原农民来说,融入城市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寻找着文化的根基与精神的归宿,最终还是将浓浓的乡土之情化为了生命的旨归与精神的向度。雪归正是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了时代变迁中高原农民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变化,通过他们的生命体验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命运。

雪归的作品充溢着一股清新自然、原始淳朴的乡土气息,她将多向度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念熔铸在多重的乡土叙事当中,怀着对农民和农村深沉的爱,以亲身参与、亲眼目睹的感受抵达农民心灵的深处,来表现高原农村的真实面貌。读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在每一个故事中所寄寓的那份真情实感和不离不弃的乡土情愫。同时,她在呵护乡土的情感中升华,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上,以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描述、叙说、质疑、反思着这方土地的变迁。高原河湟谷地这块热土上丰富的乡土文化,是作家构建小说世界时的一个重镇,也是她储备创作资料的一个基点。她笔下的乡村人永远置身于乡土之中,不论顺境或逆境,得意或失意,均被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所牵扯和羁绊,看似孤立的个体背后都是一缕缕扯不断的乡土之情。可以说,雪归用绵密的情感、细腻的文笔、扎实的民间文化资料积累,构筑了属于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一座心灵之塔,河湟谷地成了她笔下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高原乡土的文化底蕴是雪归表现乡村人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切入口,也是解读其创作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