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戴维斯、谢伟思与实用外交》一书中,发现了1942年6月29日戴维斯与宋庆龄的访谈记录。经查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均未收录这一信息,现有的宋庆龄的文集与书信集中也没有收录。不过宋庆龄1942年6月写给王安娜的信中说:“我发现下周六是七月四日,美国人有庆祝活动,所以我不能宴请南岸的人了。但如果他们希望我们去,‘巴克斯愿意去’,并将带一瓶好酒作为我的贺礼。”(《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信中所说“南岸的人”即指当时与她有来往的驻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员。

约翰·戴维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文职官员。1972年他在名为《抓住龙尾》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195页)中说,“在大使馆进行了核证之后,我就自己去进行调查和采访……我专门去采访在野人士、反对派……由于我的特殊地位,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我可以经受得住行为不检的指控,而又不使大使馆承担责任,因为我为军方工作,一切有失检点的行动都可以推进战争为由而在军方得到原谅。” 戴维斯并称1942年6月29日在重庆中央医院采访了周恩来,但他把采访宋庆龄的日期错写成“在以后的几天里”。

戴维斯在6月29日的打印件中记载,宋庆龄在当天的访谈中没有阐明蒋委员长和何应钦将军之间最近发生的激烈争执,也不会被蒋委员长和他的首席部长之间的关系所吸引。戴维斯认为,很有可能是孙夫人并没有完全了解他们的军事阴谋。然而,宋庆龄说:“他们,中央政府的军事领导人,对离家更近的问题感兴趣而不是对缅甸的重新占领。”至于雇佣(派遣)共产党军队重新夺回缅甸,她知道蒋委员长当然不会允许,因为在这里她笑了,蒋委员长担心战争过后,共产党军队会攻击他。她说:“胡宗南的军队现在封锁了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他们(西北地区的共产党)是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因为他们得到了苏联提供的物资。”就像在重庆的大多数见多识广的中国人一样,孙夫人似乎觉得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动对苏联的攻击。她表示:“除了为苏联轰炸日本提供理想的基地外,苏日冲突还将迫使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更紧密地合作。”孙夫人就日本人关于“解放”亚洲殖民地人民的宣传的有效性问题发表了充分地评论,她听说印度军队和老百姓都受到了这种宣传的影响。白种人抛弃了在香港九龙、马来西亚和缅甸依赖于他们的黄种人和棕色人种,这给日本宣传者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孙夫人观察到,这种观点也存在于重庆,有相当大的一群人认同日本人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口号。

戴维斯的采访还涉及英苏协定,宋庆龄表示它“不可能持续很久”。关于印度,她显然对尼赫鲁和甘地没有任何幻想。

在这次访谈中,关于“雇佣(派遣)共产党军队重新夺回缅甸”的话题,缘起于6月29日当天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戴维斯说,如果委员长答应,他愿意率领他所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参与缅甸战役,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命令!”(《抓住龙尾》(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196页)

至于“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动对苏联的攻击”这一担心,据戴维斯讲这是他所拜访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官员所共有的,但没有一人认为中国军队会抓住苏日战争爆发的机会对日军采取进攻行动。宋庆龄稍微乐观一些,那也只是预测它将会“迫使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更紧密地合作。”

宋庆龄与包瑞德谈话时,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多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接着日军按原计划兵分五路侵犯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岛屿。12月10日,在菲律宾登陆并进攻关岛,19日,突入香港。1942年1至5月,日军先后侵占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战略要地。在日军的野蛮侵略面前,英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统治者置当地人民于不顾,在略作抵抗后或仓皇撤离或就地投降,这就是宋庆龄所说的“白种人抛弃了在九龙、马来西亚和缅甸依赖于他们的黄种人和棕色人种,这给日本人宣传以更多的资料。”1942年1月,日本人大川周明为了给“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出版了《美英侵略东亚史》,鼓吹“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细亚”“复兴亚细亚”的正义战争,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白人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此蛊惑下,东南亚地区某些反对老牌殖民主义者的民主主义领导人一度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充当了不光彩的“合作”傀儡。就“日本人关于‘解放’亚洲殖民地人民的宣传”而言,大川周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理论在中国沦陷区的汉奸中很有市场,至于在战时首都重庆“有相当大的一群人认同日本人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口号”还有待进一步查证研究。

1942年7月5日,戴维斯将他6月29日与宋庆龄的谈话,连同当天与周恩来的谈话、7月1日与《新华日报》编辑章汉夫的谈话、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7月2日与林同济(戴维斯在报告中称林系云南大学著名教授,其实1942年时任北碚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的谈话一并报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7月7日高斯又及时将这些重要谈话上报美国国务卿。

这些报告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密藏70多年,一直到2017年2月才首次影印出版。

(作者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