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大理寺掌固来旷上书给隋文帝杨坚,说大理寺衙门执法太宽,文帝认为来旷为人忠诚正直,于是让他每天早朝时排在五品官的行列里参见。来旷后来又告发大理寺少卿赵绰没有原则地随便免除囚犯的刑罚,文帝派遣亲信官员去推问检验,发现赵绰根本就没有枉法回护的情况,文帝为此大怒,下令将来旷处斩。赵绰一再为来旷争请,认为他罪不当死,文帝不听,挥袖进了宫门。赵绰诈称:“臣不再管来旷的事,但还有其他的事没来得及奏明皇上。”文帝于是下令带他进宫。赵绰见到文帝,一拜再拜地请罪说:“为臣我有三条死罪:我作为大理寺少卿,不能管好掌固,致使来旷触犯国法,这是第一条;罪犯不该处死,而我不能拼死据法力争,这是第二条;我现在来见陛下本来没有别的事,却撒谎以求入宫,这是第三条。”这时,文帝的脸色已经缓和下来了,又正赶上独孤皇后在座,于是命令赏赵绰两杯酒,并且将装酒的金杯也一起赏赐给了他。来旷因此得以免死,只是被流放到广州。(据《资治通鉴·隋纪二》《隋书·刑法》》)

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晚年猜忌心重,用法峻急,最恨执法过宽的人。来旷深谙文帝此性,于是告其所恶来投其所好,一时骗得隋文帝的宠爱,以掌固这一负责看守仓库及陈设之事的下层官吏的身份,得以享受与五品官一起参见皇帝的特殊优隆待遇。不料就在他得意忘形,故伎重演,诬告赵绰滥免囚徒以欲固宠之时,被文帝派去“推验”的信臣查出赵绰“初无阿曲”,回宫据实报告称来旷所告纯属诬陷,原本喜怒无常的杨坚悉知受骗,盛怒之下命令立斩来旷。当此之时,身受来旷陷害的赵绰本应感到快慰,听凭文帝将他处斩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挺身出来“固争,以为旷不合死”,文帝见赵绰如此,愤然“拂衣入阁”,赵绰却不就此罢休,继续以智进言对隋文帝的喜怒代法行为进行讽谏,终于使刚愎自用的帝王放弃了原来过激意见,“旷因免死,配往广州”。

赵绰的上述做法,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且难以理解的。被人诬告险些丢官入狱,竟然不计其仇反而替仇人力争减罪,甚至不惜因此触犯帝王“天威”,全然不想弄得不好将把自己搭进去。赵绰作为一个执掌刑辟的大理寺正四品官员,想到的首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将个人利害喜恶置于一旁,他的这种把法律作为判案量刑的是最高准则,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计较个人恩怨,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质,以及他那敢于并善于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上层人物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之重之。今天的执法人员,倘若能将赵绰这面明镜经常拿来对照自己,对于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必会大有裨益。

华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