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13世纪初,蒙古人在漠北突然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几乎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在世界史上开创了一个蒙古时代。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建立大蒙古国,自号成吉思汗。蒙古语国号为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意为“大蒙古国”,汉文译作“大朝”。成吉思汗模仿金朝“大定通宝”,相继发行铜币“大朝合金”“大朝通宝”,并模仿中亚花剌子谟银钱,发行“大朝通宝”银币。1271年,忽必烈为了在汉地建立统治,创立汉文国号“大元”。元武宗开始发行“大元通宝”。在此前后,成吉思汗的子孙分别在中亚建立察合台汗国,在伊朗建立伊儿汗国,在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史称“蒙古四大汗国”。大蒙古国及蒙古四大汗国发行的钱币,生动而直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一个偏处大兴安岭一隅的弱小部落,何以一跃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这个问题一直是中亚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草原史官的传著,并结合中国史书探讨这个问题。草原史官主要根据蒙古老人的口述传说和历史掌故,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记忆上的差错。尽管成吉思汗所出部落以及蒙古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已在学界初步达成共识,但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前,蒙古人“既无书册,亦无文字”,我们对蒙古史前史的知识实际上相当贫乏。

19世纪末,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突厥碑铭,为探讨蒙古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新发现,为研究蒙古人在松漠之间的崛起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50年代,俄国学者奥克拉朵尼科夫(A.P.Okladnikov)就开始尝试利用考古材料探讨蒙古早期历史,近年日本和中国学者也积极开展这项研究,但是目前的讨论仍局限于一些个案研究,至今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

蒙古民族是以大兴安岭森林部落和呼伦贝尔草原部落两大原蒙古人集团为核心,后来又融合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部落以及一部分流亡漠北的契丹、女真乃至汉族农牧民,最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可谓起于松漠之间。蒙古人的兴起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①额尔古纳河山林;②腾汲思海;③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④成吉思汗的崛起。真正的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出现的,13世纪初以前的蒙古先民尚处于原蒙古人(Proto-Mongolian)时代,并非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蒙古人。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索蒙古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按照上述四个时期梳理考古数据,对读蒙古历史传说、突厥碑铭和中国正史。容有不当之处,还望研究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额尔古纳河古民族的变迁

自《魏书》以来,中国正史往往把北方草原和大兴安岭的契丹、库莫奚、室韦都视为独立民族,并且指出它们源出东胡系鲜卑族。契丹人雄居辽河上游草原地带(今辽宁、吉林及其与内蒙古相邻地区);库莫奚游牧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脉(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室韦人则在契丹之北大兴安岭的西麓(今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史家认定契丹和库莫奚源于宇文鲜卑(鲜卑和匈奴混血民族),而室韦人则指滞留原始故乡大兴安岭的鲜卑人。

据现代史家分析,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后,受中原文明的濡染,遂将原始故乡的鲜卑人视为“夷狄”,不愿再和他们合用一个族名。于是北魏史官偷梁换柱,将他们改名为“失韦”,隋唐以来称“室韦”。这样说是有语言学根据的,中外研究者都注意到,室韦、鲜卑实际上是同一族名Serbi(亦作Sirbi或Sirvi)的不同音译。蒙古人就从大兴安岭西麓的室韦人分化而来。

北朝至隋代,室韦人一直生活在长安东北七千里外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隋代“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坦室韦、太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

室韦人在唐代有了长足发展,从中分化出30余部,突厥人称为“三十姓鞑靼”;分布地域“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今贝加尔湖)”。唐史所见室韦部落不过20余部,主要活动于今天内蒙古的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其余部落借第一突厥汗国崩溃之机,趁乱西迁蒙古高原,故不为唐史所载。室韦人西迁部落屡见于突厥碑铭。毗伽可汗碑提到蓝突厥人曾经讨伐色楞格河流域的九姓鞑靼。一般认为,他们就是西迁漠北的九个室韦部落。

室韦人向蒙古高原的迁徙活动,不可避免地与在漠北重建突厥汗国的蓝突厥人发生激烈冲突。毗伽可汗碑说“在北方……黠戛斯人、骨利干人、三十姓鞑靼、契丹、奚等,全都与我们为敌,我父可汗(骨咄禄可汗)【征讨】所有这些【民族】”(东面碑文第15行)。

蒙古先民之所以亡命额尔古纳山林,是因为突厥人对他们实施的一场大屠杀。据伊儿汗国史官拉施特记述,“他们的全部禹儿惕(游牧营地),在现今称为蒙古斯坦的地区,从畏兀儿国边境起一直延伸到乞台(按指契丹)和女真边界。大约距今2000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一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留居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拉施特在《史集》另一处说:“【前述蒙古】各部族起源于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蒙古一词成了他们氏族的名称。”

研究者对蒙古历史传说中的“突厥”有不同解释,我们认为当指重建突厥汗国(682-745年)的蓝突厥人,那么这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拉施特14世纪笔录的“距今2000年前”。蓝突厥前三代可汗多次兴兵讨伐大兴安岭的室韦人。阙特勤碑追述突厥先王的文治武功时说:“天下四方之人均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率军远征,讨伐了天下四方的所有民族,从而征服之。他们使高傲的敌人俯首,强大的敌人屈膝。他们令突厥人向东移居到卡迪尔汗山林,向西则远至铁门关”(东面碑文第2行)。默啜可汗时代,蓝突厥人再次大举东征,“向东远至卡迪尔汗山以外,我们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东面碑文第21行)。

关于“卡迪尔汗山林”一词,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解释为“长有森林的山脉”,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Vilhelm Thomsen)认为是个地名,相当于兴安岭或其中一部分。研究者多从之,有学者则径直译为“兴安岭”。就语音而言,这个地名与兴安岭毫无关系。为了慎重起见,有的学者音译为“卡迪尔汗山林”。其实,这个突厥语地名就是蒙古传说中的“额尔古涅一昆”,指大兴安岭西麓山林。首先,卡迪尔汗山林的“汗”(qan),亦作kan、khan(khax)或kha’an,意为“可汗”,相当于蒙古语qa’an(合罕)。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本义是“王”,或引申为“大”。例如:khan-balik(汗八里),意为“大都”(今北京);khan-khentai(汗肯特山),意为“大肯特山”(不儿罕山)。第二,“卡迪尔汗山林”的原文qadïrqan yiš应读作qadïr qan-yiš。前一成分qan-yiš意为“极度的、严酷的”,相当于蒙古语arkūneh(额尔古涅、险峻的);后一成分qan-yiš意为“大山”,相当于蒙古语qūn(昆、山岭)。所以阙特勤碑说的“卡迪尔汗山林”必指蒙古传说中的“额尔古涅-昆”无疑。

早在第一突厥汗国时代,突厥人就开始向大兴安岭移民。蓝突厥人重建突厥汗国后,继续向这里移民。毗伽可汗碑铭追述这位可汗生前战绩说,“当我34岁时(718年)……地豆于人(tatabi)归降了汉人可汗。由于他们的使臣、他们的好消息,以及他们的祝福不再送来,我便在夏天讨伐之。我将他们击败,(并掳获了)其马匹(与财物)。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前来迎战。卡迪尔汗山林.……他们居住在其故土”(东面第39-40行)。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许多内容重复,字句相同,本文所引最后一段漫漶不清的碑文或相当于阙特勤碑(东面第21行)的“向东最远至卡迪尔汗山以外,我们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

723年,蓝突厥人再次兴兵征讨地豆于。毗伽可汗碑说,“(当我39岁时),我在夏天征讨地豆于人……我歼灭了……(并携获了)他们的儿童、妇女,及其马匹和财产……我杀死其(儿童与)妇女”(南面第2-4行)。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应和蓝突厥人上次讨伐地豆于人一样,纵深卡迪尔汗山林。可惜碑文漫漶不清,只剩下“……我杀死其(儿童与)妇女……我前赴……”寥寥数语。有学者将突厥语tatabi释为“奚人”,并无真凭实据。正如白鸟库吉正确指出的,其名当即《魏书》提到的“地豆于”。奚人是库莫奚的简称,加上蒙古语复数语尾-ut,就是《史集》所谓 kumusaut(胡母斯惕)以及辽史提到的鄂尔浑河流域的“胡母思人”。《魏书》为库莫奚和地豆于分别立传,可见二者不属于同一部族。

蓝突厥时代,室韦与突厥在俱伦泊(今呼伦湖)交界,湖西为突厥领土,湖东是西室韦居地。地豆于人是毗伽可汗东征对象,自然不是突厥人,而是《旧唐书·北狄传》说的“西室韦”。蓝突厥征服地豆于之后仍在继续的战争,显然发生在呼伦湖以东额尔古纳河。这次东征,毗伽可汗没像上次那样派人在卡迪尔汗山林“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而是残忍地“杀死其(儿童与)妇女”。

蓝突厥与唐朝对室韦诸部的激烈争夺,在正史中亦有反映。《新唐书·北狄传》记载,室韦人于“长寿二年叛,将军李多祚击定之,景龙初,复朝献,请助讨突厥。开元、天宝间,凡十朝献”。《资治通鉴》天宝元年(742年)记十节度之设,由“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故知开元年间,唐朝已在室韦、靺鞨设置了羁縻督府州。《资治通鉴》记开元十四年(726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御)史以镇之”,而以前黑水靺鞨往往“请吐屯于突厥”。黑水靺鞨请唐朝设置黑水州,说明他们与蓝突厥人关系恶化,而毗伽可汗东征原因就在于“当我34岁时(718年)……地豆于人归降了汉人可汗”。唐朝在室韦设置都督府疑在是年,结果招致蓝突厥人大举攻伐。从蓝突厥人两次东征的具体史实看,那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可能发生在蓝突厥人第二次东征,也即唐开元十一年(723年)。

有唐一代,大兴安岭古民族迁徙频繁。蒙古祖先在这个时期从室韦诸部脱颖而出,以“蒙兀”之名进入历史舞台。《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伦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入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坦)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今嫩江)、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今黑龙江下游)靺鞨之北,北【经】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今渤海)。”

在蓝突厥人打击下,地豆于人从漠北退缩到呼伦湖以东地区——额尔古纳河上游,唐史称为“西室韦”。回鹘汗国时代,西室韦部落重返漠北,新移民乌素固迁人西室韦故地。10世纪80年代初,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鄂尔浑河流域。据当地居民介绍,“旧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鞑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鞑靼遂各争长攻战)”。为回鹘牧牛的“鞑靼”部落当即重返鄂尔浑河的西室韦。他们多次进出蒙古高原,不断受到草原文明的洗礼,是室韦人中文明程度较高的部落。

大室韦是额尔古纳河流域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原来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隋代称“太室韦”。《隋书·北狄传》说太室韦“径路险阻,语言不通,尤多貂皮及青鼠”,表明大室韦的族属、语言与其他室韦人有所不同。

关于唐代大兴安岭西麓的民族分布,敦煌古藏语文献(P.T.1283)有一条重要记载,据说契丹“其东,为地豆于人(dad-pyi)部落;在最北境,为黑于厥里(ga-rabyi-ger)部落,山岩峻峭,地势险恶,其家畜唯猪豕而已”。如前所述,地豆于即唐史的“西室韦”,那么黑于厥里相当于唐史的“大室韦”。大室韦南迁额尔古纳河中游的森林草原之后,生活环境略有改观,至少可以养点家畜。比起大室韦故地“尤多貂皮及青鼠”的额尔古纳河下游原始森林来,可谓天壤之别。

在正史中,“黑于厥里”没有完全相应的译名,一个比较接近的译名是“黑鞑”。其名前一成分gara-,相当于书面蒙古语qar-a或突厥语qara,意为“黑色的”;后一成分-byi-ger,相当于书面蒙古语üker、土族语fugor、保安语fgor,意为“犍牛”。这些词以及书面蒙古语buqa(公牛)都是从原始蒙古语*hüke-r<*pöke-r演变而来的。后者屡见于宋辽文献,《契丹国志》卷二十二作“于厥”或“于厥里”,《辽史·地理志》作“羽厥”,《辽史·太祖纪》作“于骨里”,《陷虏记》作“妪厥律”。

据史书记载,柔然王姓“郁久闾”,这个族名与“于厥里”在语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北齐天保五年(554年),高洋从晋阳(山西太原)率兵千余骑,至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讨伐柔然,俘获柔然可汗“庵罗辰妻子及牲口三万余人”;最后在金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金莲川)击溃柔然残部,“蠕蠕(柔然)闻而远遁”。柔然残部“闻而远遁”的理想之地,当在原始故乡——大兴安岭。北魏永平年间,有个柔然可汗名叫“丑奴”,其名来自蒙古语chino(狼),《蒙古秘史》译作“赤那”,故知柔然人讲蒙古语某种方言。不过,柔然统治漠北时吸收了许多突厥文化,柔然语被大大突厥化。种种迹象表明,大室韦的黑于厥里人很可能是遁入大兴安岭的柔然遗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隋书》说大室韦人与其他室韦人“语言不通”。另一方面,大室韦人的语言和民族特征显然和室韦人最接近,否则,中原史官不会给他们冠以“室韦”之名,并归入五部室韦之一。

大室韦在唐代移居额尔古纳河中游以后,新移民落坦室韦部落来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北岸。这个部落在正史中颇多异名,一般以《通典·边防典》的“骆驼室韦”为正音。大兴安岭不产骆驼,骆驼室韦似与柔然人或蒙兀人命运相同,在突厥人向东扩张活动的逼迫下,从漠北亡命大兴安岭山林。值得注意的是,“骆驼”一词在突厥语中作hingan(母骆驼)。不知大兴安岭之名是否源于这个突厥语地名,本来指骆驼室韦所居山岭。

大室韦南迁后,另一支新移民蒙兀人来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岸,与骆驼室韦隔河相望。这里地处室韦人分布区最北端,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南与黑龙江上游以南原始森林地带。难怪蒙古传说将祖先居地称作“险峻的山岭”(额尔古涅-昆)。蒙兀人不仅是室韦诸部中生存环境最恶劣的部落,恐怕也是室韦人当中文明程度最低的部落。

关于蒙兀人的族源,研究者众说纷纭。鉴于骆驼部和蒙兀部都是大室韦南迁之后出现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室韦部落,不能排除它们是滞留故乡的大室韦残部。据蒙古传说,蒙古部落只有两男两女免遭突厥人屠戮,最后遁入额尔古纳山林。绝大多数蒙兀人恐系滞留大室韦故地的黑于厥里人。如前所述,于厥里人当系柔然遗民,柔然语吸收了大量突厥语词汇,所以《隋书》说大室韦与其他室韦人“语言不通”。而蒙古语正是室韦语突厥化的产物,大室韦的黑于厥里人与后来的蒙古人最为接近。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说“于厥里凡事皆同蒙古里”。

(本篇由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