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95期)

(十八)

第二天(4月2日)下午,我和同新一起来到省民委招待所李群杰二叔家里,主要是来向他们一家道别的,因为我们明天(4月3日)就要回丽江去了。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把昨天见到了方国瑜教授以及他让我们转达的问候等情况向李群杰二叔讲一下,这或许也是李群杰二叔很期待的。

家里只有李群杰二叔与李为两人,舒自秀二婶说是上班去了,小女李耘则是有事被人喊去了的。客厅里就是4个男人说话,倒也觉得轻松自如了许多,前些日的些许拘谨仿佛已经荡然无存。

听完了我们的讲述,李群杰二叔显得有些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能够走出家乡到昆明、北京、广州等地求学及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很大程度上是与方国瑜教授分不开的。原来,早在1927年初,当时李群杰在丽江省立第三中学读到第三学年之时,在北平师范大学预科毕业的方国瑜因生病回到丽江疗养。由于当时云南战乱,加之交通阻隔而被困于家乡。丽江中学解福荫校长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方国瑜及和志钧、和志坚前来学校执教,以期给学校带来若干新风气。方国瑜他们到校后,都担任了国文教员,用白话文上课,提倡新思想,接受新文化,使广大学生眼界大开。同时,方国瑜及和志钧、和志坚兄弟将从北平带回来的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书刊介绍给老师和学生们阅读。由此,地处西南边陲的丽江中学的师生们第一次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新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里,李群杰本人在其表兄方国瑜的指导下,阅读了进步书刊《新青年》《独秀文存》《呐喊》《彷徨》以及孙中山、李大钊、梁启超、郭沫若、刘半农、胡适、蒋光慈等人的著作。使年轻的李群杰思想上有了崭新的认识和见解,为他不久后走出家乡到昆明、北京、广州等地求学并在数年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李群杰二叔告诉我们说,方国瑜教授是他接触“五四”新文化进步思想的启蒙老师,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办,我们在李群杰二叔家里只待了一个钟头左右就与他们道别。二叔突然想到了什么,忙交待已经回到家里的女儿李耘,取来好像是近期才拍摄的全家福和他自己的单身照各一张送给我,并深情地对我说:“赵庚侄啊,此次咱们相见,我心里感到有一种特别的慰籍,仿佛见到了你们家中和咱们忠义村的邻里亲友们一样啊!你把照片拿回去给你的母亲、你的姨妈她们看看,看看她们还能不能认出已经近20年没有音讯了的李群杰!”

李群杰二叔又吩咐李为,让他把昆明这边的地址详细地写在纸上交给我,随后语重心长地看着我们说道:“希望你们这一代人也要像父辈们一样友好地相处。你们过去没有交往,从现在起一定要保持联系,把阻断了的亲情、乡情、友情重新连接起来!”

李群杰二叔特意让李为把同新和我一直送到省民委招待所大门一侧的公交站台处,李为看着我们登上公交车方才转身离去。这一天,我记得十分清楚,是1975年4月2日,星期三。

(十九)

光阴荏苒,转眼间过去了10年。10年里发生了许多的事,这里只简要地谈谈自1975年春天里与李群杰二叔一家分别后的一些小事。

回到丽江后,我于当年9月被推荐进入丽江地区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我当上了人民教师,好友同新则在随后的招工中经推荐前往中甸林业局当了驾驶员。这期间,我和李群杰二叔家通过几次信,他们家的信是由李为写的,从中得知李群杰二叔已在1976年年初正式回到了家里,并被安置在云南省文史馆担任馆员。虽然说这还不是正规的平反昭雪,但毕竟与监狱脱离了关系回到了社会大家庭里,是很值得欣慰的!随后的日子里,我了解到李群杰二叔终于在1982年2月份的时候,由中共云南省委正式下文为他平反,同时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2级别。并在6月份的时候,又担任了云南省政协专职常委,分管文史工作。由此,李群杰二叔含冤20年后,又成为了省级部门的领导干部,重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那时,我已经在乡村担任教师数年,与李群杰二叔家的通信也似乎中断了。而当我了解到他已经官复原职时,虽然心里暗自为他高兴,但却又增加了莫名的自卑感,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如今不宜再去打扰这些重获新生的老革命家。有了这个想法,自然也就没有再和他们家里通信联系了。不过,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李群杰二叔的消息,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等渠道,不断地了解到他老人家复出后为党为人民作出的新贡献。比如在1983年第4期的《玉龙山》杂志上,刊登了丽江与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两地书画联展作品选,里面有一幅李群杰二叔录陆放翁(陆游)《长歌行》,其笔锋遒劲有力,整体气势与书法艺术之神韵品位极高,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享受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愉悦。这是我第一次从杂志上看到李群杰二叔的书法作品。几个月后,获悉他被当选为云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据介绍,云南省书法家协会是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所属的社会团体之一,比作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音乐美术家协会等成立都晚了许多年,而李群杰则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首任书法家协会主席,这荣耀与他曾担任过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一样,无疑应该是咱们丽江纳西族的骄傲。

1984年的《玉龙山》杂志第一期中,有专门为沉痛悼念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举办的悼念活动专栏,得知方国瑜教授是在1983年12月24日在昆明辞世,于1984年1月12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期间,全国许多著名的大家如许德珩、严济慈、缪云台、周培源、费孝通、楚图南、钱三强、谢冰心等发来唁电、挽联等,沉痛地悼念这位纳西族的优秀儿子。在专栏内众多的名人挽联之中,李群杰的挽联特别让人感动:壮游京师,参与革命,转而治学,竞著作等身,正羡君桃李遍天下;世居乡里,谊属姻亲,旋为至交,今噩雷振耳,不由我涕泪满衣襟!

字里行间,深情地表达了李群杰对表兄方国瑜教授所取得的成果满怀钦佩,对他的离世深感无比的悲痛。这让我不禁回忆起了9年前在昆明春暖花开时节对俩位先贤的拜访,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感悟做人的真谛,两位前辈亲切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而如今,方国瑜教授辞世了,远在丽江的纳西族人民与玉龙雪山共悲咽,和金沙江水同哭泣。纳西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方国瑜教授永垂不朽!

时间来到1985年春节,家族中有一位在昆阳搞工会工作的兄长回来探亲,我去他家闲聊时,发现他带回来一些书籍,其中有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专辑和昆明地方党史方面的资料册子。兄长说是探亲假期长,从图书室带来几本在家看看,好打发日子。我无意中翻看到一册《晋宁县党史资料》,记得好像是第一辑或是第二辑,上面盖有工会图书室的图章。里面居然看到有一篇李群杰二叔的文章,标题为《回忆在昆阳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会,发觉里面介绍的情况正是10年前我在省民委招待所李群杰二叔家看过的那份申诉材料中其中章节,由于文章较长,我索性就向兄长借了拿回家里,准备认真地过目一番。记得兄长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是不要丢了,探亲回去还要还回图书室的。我回到家后把全文反复看了几遍,文章的重点部分介绍了李群杰在1943年8月至1946年7月,由云南地下党省委决定到昆阳县担任国民党县长的同时,开展建立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不久,经过李群杰的积极努力,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中共昆阳县党支部并担任书记,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革命斗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看后,经过仔细回忆,我觉得该篇文章确实就是10年前所看过的材料,只不过是李群杰二叔可能是在原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充实。现在重新阅看文章,我感到十分震撼,毋庸讳言,李群杰在昆阳的3年革命斗争中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的。这里,咱们不必要搞艺术夸张,要是大家如果认真去阅读一下这篇文章的话,相信会有相同的看法,那当然也是我所期盼的。

1985年金秋时节,为隆重纪念丽江中学建校80周年而出了一本《云南省丽江地区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里面有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和志强等一批老校友的题词、贺电、回忆文章等。其中,我看到了李群杰二叔的题词以及回忆文章《云南省第三中学学习生活片断》。文章中他深情地回顾了1926年春至1928年春在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三中学”中的学习生活时光,他特别提到:“春风吹过玉龙雪山,就在这个沉闷、黑暗的时刻,我丽江在外留学的和志钧、和志坚、周霖、方国瑜等先生分别从北平、昆明回到家乡。我们从他们口中初次听到‘五四’新文化旗手鲁迅先生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郁达夫、胡适、茅盾等前辈的名字,了解到这些人在新文化运动上的巨大贡献,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五四’新文化运动似春风吹散了苦闷和徬徨,思想豁然开朗,指引我坚定步伐去追求光明。我借来全套《新青年》杂志合订本以及《呐喊》《徬徨》《反正前后》等启蒙著作和《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贪婪地学习、探讨,眼界进一步开阔。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不合理的社会根源和寻求革命的真理,为此,一方面加强自学,做好深造的准备,一方面在校内发起组织‘新丽江读书会’,集合有志青年互教互学,共同进步,这大概是丽江最早的一个学习团体,参加的有杨子仁、和荣先、牛履中、和柳等十多个同学。我们把各人新收藏的书集中起来,互相传阅,定期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收到良好的效益……”

看到这篇回忆文章,感到兴奋的同时又是非常觉得新奇,记忆中10年前看过的材料中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故而对该篇文章里面说到的关于“新丽江读书会”的情况就特别觉得新奇的了。单从参加这个读书会的人员名单里,看到这几年在丽江已经传为神奇人物的和荣先来说,就已经让人产生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猜想。稍感遗憾的是文章里并没有再作更多的介绍,这让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们别有一番意犹未尽之感慨,更有一种能够把故事延伸开来的期待。还好,纪念册里还有一篇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那就是咱们丽江纳西族著名的革命先辈杨尚志同志撰写的纪实作品《我的中学时代》一文。该文较生动地记述了杨尚志同志1930—1933年春天,在丽江中学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追求光明进步的历历往事。其中他还特别谈到了高他两级的学长和荣先,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初四班已经毕业了,他们的光荣榜还贴在墙上,第一名是和荣先。听老同学讲,他的功课门门好,口才好,本事也好,一贯考第一名,并且一直都当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和荣先没有升学,听说先在云南讲武堂(或教导团)毕业第一名,因龙云不敢重用丽江人……他就跑到广西进了武鸣军校,毕业后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里当官。抗日战争中当到一名师长,似乎也当过安徽的地方官。解放后风闻他在蒋军里当了一个相当大的官儿……”

看了杨尚志同志的文章后,感觉到这位和荣先前辈的确不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愧为是咱们纳西族的一位英杰,毕竟,他参加了八年抗战。虽然杨尚志同志文章里的讲述显得谨慎了一些,但比较李群杰二叔文章而言,那已经是说得很明朗了。

总之,经过上述这些情况,我自己认为对李群杰二叔的了解有了新的突破,尽管说因条件限制,可能更多一些情况(文章)自己未曾读到。不过,仅就从上述讲到的这本纪念册里的回忆文章来说(特别是杨尚志文),这足以让我们丽江的读者们感到震撼。特别是当我又了解到当年(1928年)李群杰二叔就是与和荣先等(4人)一起从丽江出发,经过一个月多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分别进入了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那么,李群杰二叔的回忆文章里为什么没有说下去呢?这让我心里产生了几多困惑,虽说是相信他老人家日后必定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交代,但让我心里很快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尽快地能与他老人家再相聚一番,面对面地向他老人家讨教并了解许多的有趣的话题和故事。我不知道能否有这样的机会尽快恩赐于我,我的心里涌动着一种期盼。

(二十)

心诚则灵,这一点不假,机会终于到来了。那是1986年的初秋时节,说来真巧,距上次11年后的昆明之行,居然还是与我的好朋友同新同行。所不同的是,此次进昆,乘坐的是同新开的单位医务车。原来,他是在中甸林业局车队开车的,前年转回丽江后就在县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开上了医务车。

这次上昆明,时机特别好,对我而言,学校放暑假,时间有的是。而好友同新他们单位医务车到昆明要办好几台公事,完了还要等在昆明开会学习的领导一同回来,估计至少耽搁十天半月,那我们在昆明呆的时间就必然会绰绰有余了。游山玩水自然少不了,但我的心中挂着的,就是能尽快见到李群杰二叔,当面向他讨教一些令我困惑多时的人和事,聆听他的教诲,当然还有重要的设想也在考虑之中……

我们是在8月4日从丽江出发的,同行的有一位他们单位上搞财会工作的熟人王二叔,还有一位家在丽江古城的女医生,她在当天下午到下关后就与我们道别了,好像说是要在下关出公差什么的。第二天(5日)下午4点多,我们到达昆明,在市区捣腾了一个多钟头后,终于在省民委招待所落了脚——这是我巴不得的,以为李群杰二叔家一定还住在这里,我可以很快就会见到他们一家了!

傍晚时分,西边天际晚霞灿烂,省民委招待所大院内行人进进出出,行色匆匆者有之,悠闲自在者有之,而我也是迫不及待约上同新,凭着11年前的依稀记忆朝大院东面走去。走着走着,发觉有点不对劲了,毕竟过去了11年,大院里新建的房舍、漂亮的花坛、绿莹莹的绿化地带,顿时让我们眼花缭乱,一下子找不到记忆中的那个家属小院落了。情急之中,问着一位招待所里的管理员,她告诉我们说舒自秀已经离休了,他们家早已搬走,说是住在五华山西路省政协老干部家属院,你们去那边问问就会找到的。那管理员还说,听说他们家的老李平反后又当上了省政协的大官,还是省里什么协会的主席呢!

听着这话,我虽是有点傻了眼,但心里头却是为李群杰二叔一家感到高兴。作为上世纪30年代曾担任过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的革命家李群杰,在遭受了20年冤屈后获得了平反、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高干岗位,那是非常应该的。相比较而言,多少人还觉得这位纳西族的革命家迎来的是一个迟到的春天呢!我这个愚昧的后生也有同感,但又觉得李群杰二叔是十分庆幸的,虽说是他等来的春天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春天来了。

(二十一)

8月6日中午一时许,同新我们一行4人从省民委招待所出发,前往五华山西路方向而去。因为下午王二叔及另外一位单位上的同志也要前去五华山省政府卫生厅办公事,他们听说是要去拜见李群杰,就也要与我们一道前去,王二叔还说他家上辈人与李群杰家的上辈人还是世家,也沾点亲带点故,所以他也想去拜访一下李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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